“请你说得再清楚一点。”我说。

    “好吧，我只敢说到这一步，这个文件会使拿到它的人得到一种在一定场合下极有价值的权柄。”这位警察局长很爱好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十分明白。”迪潘说。

    “不明白吗？好吧；如果把文件透露给第三个人，现在且不说他的姓名，那可要使人们对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的名誉产生怀疑；这样就使持有文件的人占了优势，弄得那位辉煌人物的名誉和安静生活都要因此受到危险。”

    “可是要依仗这种优势，”我插嘴说，“盗信的人得知道失信人也知道谁是盗信的人。谁会敢……”

    “这个贼，”G一说，“正是D一部长，他什么都敢，不论是象男人做的，还是不象男人做的事。偷盗的方法之巧妙也不亚于他的胆大妄为。所说的这个文件，坦率地讲，就是一封信，它是失去信件的人单独待在皇宫内院里的时候收到的。她正在仔细地看信，可是突然被人打断了，另外有一位高贵人物进来了，而且她正好特别不愿意让他看见这封信。她打算把信塞到抽屉里，可是匆匆忙忙，白费力气，她只好把那封信，照原样敞开着放在桌子上。尽管这样，最上面的是地址，内容并没有暴露，这封信也没有引起注意，正在这个关节上，D一部长进来了，他那双狸猫眼立刻看见了信纸认出了地址的笔迹，看出了收信人不知所措，并且揣测到她的秘密。他办了几件公事，像他平常那样匆匆处理完毕，然后，他拿出一封信，跟所说的那封信仿佛差不多，拆开来，假装在看信，接着又把这封信放在靠近另外那封信的位置。他又谈起了公事，大约谈了15分钟。最后，他告辞了，可是他把桌子上那封他无权占有的信也带走了。这封信的合法的主人看见了，可是，当着那第三者的面，他正站在她旁边，当然，她不敢要人注意这样的行为。这位部长转移阵地了，他把他自己的信，一封不要紧的信．留在桌子上了。”

    “现在，看起来，”迪潘对我说，“这正好是你所要求的占有十足优势的条件，盗信的人知道失信的人完全知道是谁盗的信。”

    “是的，”警察局长回答道，“而且把这样弄到手的权柄，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在前几个月运用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这位失盗的人一天比一天更透彻地认识到有必要把她的信收回来。可是，当然，这也不是可以公开地做得到的。最后，她被逼得走投无路，把这件事委托我了。”

    “因为比起你来，”迪潘说，周围尽是滚滚翻腾的烟云，“我想，所能想望的，甚至所能想象的，也不会有更精明强干的代理人了。”

    “你过奖了，”警察局长回答说，“不过当时倒也可能有过这一类的意见。”

    “很清楚，”我说，“正像你所判断的，信仍然在这位部长手里，因为有信才有权，而不是运用这封信可以拿到权柄。一经运用，权柄也一去不回了。”

    “的确，”G一说，“我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心开始做起来的。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彻底搜查这位部长的旅馆。在这一点上，使我为难的主要问题在于有必要不让他知道在搜查。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谈，我已经得到警告，要是让他感到有理由怀疑我们的企图，那就会产生危险的后果。”

    “可是，”我说，“这一类的调查，你是十分在行的。巴黎警察局以前也常常做这种事情。”

    “哦，是的；正因为有这一层，我并没有感到失望。这位部长的习惯也对我十分有利。他常常整夜不在家。他的仆人也绝不是十分多的。他们睡的地方离他们主人的那套房间有一段距离，还有，他们大半是那不勒斯人，所以很容易弄得喝醉酒。我有钥匙，你也知道，巴黎的任何一间房，任何一个柜子，我都能打开。一连三个月，为了搜查这家D一旅馆，一夜都没有错过，我每一夜都亲自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