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会影响现在的和将来的生活。

    我所经历的一切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动了市民们的心，现在他们不再叫我小利钱，不再嘲笑我，每当我走过市场，他们也不再往我身上泼水了。对于我做工人这件事，他们已经习惯，看到我这个贵族提着油漆桶，安装玻璃，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们倒是乐意给我活儿干，我已经被人看做高明的工匠和继萝卜之后的最好的包工头了。萝卜虽然已经复原，虽然仍旧不搭脚手架就能够油漆钟楼的圆顶，可是已经没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了。现在我就代替他在城里奔波，找活儿干。我雇来工人，付清工资，然后解雇他们，我也以高额的利息向人借债。现在我做了包工头，才明白为什么不得不为了一个小钱的活在全城奔走三天，寻找铺房顶的工人。大家对我很客气，对我称呼“您”了。在我做工的房子里，房主人请我喝茶，打发人来问我，要不要在他们那儿吃饭。孩子们和姑娘们常常走过来，带着好奇和忧虑的神情瞧着我。

    有一天我在省长的花园里做工，把那儿的一座凉亭漆成大理石的颜色。省长出来散步，信步走进凉亭，由于闲着没事，就跟我攀谈起来。我提醒他说，从前有一回他怎样请我到他那儿去听训。他朝我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把嘴张成字母“Ｏ”的形状，两手一摊，说：“我记不得了！”

    我老了，变得沉默，阴郁，严厉，很少发笑。据说我变得象萝卜了，而且跟他一样常常说些无益的训诫的话，弄得工人们感到厌烦。

    我原先的妻子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如今在国外生活。

    她父亲，那个工程师，在我国东部的某个地方修建铁路，在那儿购置产业。布拉果沃医师也在国外。杜别奇尼亚又转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里，她从工程师那儿打了八折把它买回来了。

    莫伊塞已经戴上圆顶礼帽。他常常坐着轻便马车进城办事，在银行旁边停下来。据说他已买下一份被抵押的田产，而且经常在银行里打听关于杜别奇尼亚的情况，那份田产他也打算买下来。可怜的伊凡·切普拉科夫在城里闲荡了很久，什么事也不干，光是喝酒。我本来打算要他来干我们这一行，有一个时期他跟我们一块儿油漆房顶，安装玻璃，甚至干得挺有兴趣，并且象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样偷干性油，要赏钱，酗酒；可是这工作很快就使他腻烦，他想家，就回到杜别奇尼亚去了，后来工人们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他曾经唆使他们跟他一起去弄死莫伊塞，抢劫将军夫人的财产。

    父亲老多了，背也驼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门附近散步。我没有到他那儿去过。

    普罗科菲在霍乱流行时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给小店主治病赚钱。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铺里，数落医生们的不是，因而被官府用树条抽打了一顿。他的伙计尼科尔卡害霍乱死了。卡尔波芙娜还活着，仍旧爱她的普罗科菲，怕他。她每次看见我，总要悲伤地摇头，叹口气说：“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

    在工作日，我总是一天到晚地忙。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气，我就抱着我的小甥女（姐姐指望生个男孩，可是却生了个女孩）慢慢地走往墓园。到了那儿，我站着或者坐着，久久地望着那个我所珍爱的坟墓，告诉小女孩说，那里面躺着她的妈妈。

    有时候我在墓地上碰见安纽达·布拉果沃。我们打个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儿，或者谈到克列奥帕特拉，谈到她的女儿，谈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多么悲苦。后来我们走出墓园，沉默地走着。她放慢了脚步，这是故意的，为的是要跟我并排多走一会儿。那个小女孩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