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四
四
有一天吃过饭后,他跑进厢房里来,喘着气说:“走,你姐姐来了。”
我走出去。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门廊前面停着一辆城里的敞篷马车。我姐姐来了,跟她一起来的有安纽达·布拉果沃,还有一位穿军装的先生。等到走近了,我才认出这个军人就是安纽达的哥哥,他是个医师。
“我们是到您这儿来野餐的,”他说。“行吗?”
姐姐和安纽达想问我在这儿生活得怎样,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光是瞧着我。我也没有说话。她们明白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姐姐眼睛里出现了泪水,安纽达·布拉果沃开始脸红了。大家往花园里走去。医师走在大家前头,快活地说:“多新鲜的空气!圣母啊,多新鲜的空气!”
从外表看来,他还完全是个大学生。他说话和走路都象个大学生,他那对灰色眼睛的眼神也象个可爱的大学生,是那么活泼,朴实,坦率。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却显得不结实,单薄,他的胡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种不洪亮的男高音,但是相当好听。他在某地一个团队里任职,现在休假,回 来探望亲人。他说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试。
他已经成家,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他结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城里人说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经不跟妻子住在一起了。
“现在几点钟了?”姐姐不安地问道。“我们得早点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来看弟弟,说定了要我六点钟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严!”医师叹道。
我端来了茶炊。我们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铺了一张地毯,就坐在那上面喝茶,医师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说他体验到了幸福。后来切普拉科夫取来钥匙,开了玻璃门上的锁,我们大家就走进那所房子。房子里阴暗,神秘,有蘑菇的气味,我们的脚步发出很响的声音,仿佛地板底下是个地窖似的。医师站在那儿按钢琴的键,钢琴就发出微弱的、颤抖的、嘶哑的、然而仍旧和谐的琴音回答他。他试了试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来,等到有个琴键不出声,他就皱起眉头,急得跺脚。我姐姐不再急着要回家,在房间里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
从她的声调里可以听出惊奇的意味,好象她难以相信自己也能心绪很好似的。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快活。
她甚至变得有点好看了,她的侧面不漂亮,她的鼻子和嘴有点向前翘,显出一种神情,好象她在吹气似的;可是她那对黑眼睛好看,她那张脸白得娇嫩,脸上总带着善良和悲哀的动人神情,因此,她讲话的时候就显得可爱,甚至美丽。我们俩,她和我,都长得象我们的母亲,肩膀宽,身体壮,有耐力,可是她那苍白的脸色却是病态的。她常常咳嗽,我有时候在她的眼睛里看出那些身患重病,而又因为某种缘故瞒住不说的人所常有的那种神情。此刻,她的快活却带点孩子气,有点天真,好象在我们的童年时代被严厉的教育压制和扑灭的那种欢乐,现在突然在她灵魂里苏醒过来,要爆发出来似的。
可是等到黄昏到来,马车准备好,姐姐就消沉下来,在那辆敞篷马车上坐下,变得憔悴了,从她的神色看来,仿佛这辆马车是被告席似的。
他们都走了,热闹收场了。……我想起安纽达·布拉果沃始终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这真是个怪姑娘!”我思忖。“奇怪的姑娘!”
圣彼得节的斋期到了,从此我们就天天吃素。我闲着没事做,地位又不确定,因此那种生理上的烦闷折磨着我,我不满意自己,无精打采,肚子又饿,老是在这庄园里溜达,只等自己哪一天会下决心离开此地。
有一天将近黄昏,萝卜正坐在我们的厢房里,忽然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