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地反驳他，希望他终于会了解我。其实，整个问题简单而明白，无非是我用什么手段维持生活罢了，可是父亲却不明白，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词句跟我讲什么波罗金诺，讲圣火，讲伯父，一个以前写过矫揉造作的坏诗、如今已经被人忘记的诗人，而且粗暴地骂我是个没脑筋的傻瓜和蠢才。而我多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样，我是爱我父亲和我姐姐的。

    我从小就养成习惯，做事总要请求他们的许可，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日后恐怕也改不掉了。这样做对也好，不对也好，总之，我怕伤他们的心，我生怕父亲激动，看到他那细脖子涨红，生怕他就此中风。

    “象我这样的年纪，”我开口道，“老是坐在一个不通气的房间里抄写，好比一架写字的机器，未免丢脸，难堪。这哪儿谈得上什么圣火呢！”

    “这毕竟是脑力劳动啊，”父亲说。“可是算了，别再谈了去了。不管怎样我要警告你：要是你再不去上班，而放纵你那种可鄙的倾向，那我和我女儿就不再爱你。我当着上帝发誓：我要取消你的继承权！”

    我十分诚恳地想要证明我的动机完全纯正，我打算一辈子照这原则生活，我就说：“对我来说，继承权问题是无关重要的。我预先声明，什么东西我都不要。”

    不知什么缘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这些话深深地惹恼了我父亲，他的脸涨得通红。

    “不准你这样跟我讲话，蠢才！”他用尖细的声音叫起来。

    “坏蛋！”他用敏捷、熟练、习惯的动作照准我的脸颊打了两巴掌。“你变得无法无天了！”

    我小时候，父亲动手打我，我总是站得笔直，手心对着裤缝，直直地瞧着他的脸。如今他打我，我张皇失措，仿佛我的童年仍旧在继续着似的，我挺直身体，极力直着眼睛瞧他的脸。

    我父亲苍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的瘦筋肉一定象皮带那么结实，因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后退，退到了前堂，他在前堂抓起一把雨伞，照准我的脑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几下。这时候姐姐推开客厅的门，想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吵闹，可是她立刻带着害怕和怜悯的神情扭转身去，没有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

    我那种不预备回办公室而打算过新的劳动生活的心愿已经没法动摇了。剩下来要做的只有选择哪种行业，这是不大困难的；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强壮，刻苦耐劳，最繁重的劳动也担得下来。我的面前摆着一种单调的工人生活，半饥半饱，周围一股臭气，环境粗俗，经常盘算工钱和面包。而且谁知道呢？日后我下工回来，走过大贵族街，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吧，可是现在我想到日后这种苦处反而觉着高兴。从前我也想望智力工作，一会儿想象自己做教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医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作家，然而想望始终只是想望罢了。我热烈地爱好智力方面的享受，例如看戏啦，看书啦；可是我究竟有没有从事脑力劳动的才干，那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希腊语厌恶极了，因此我念到四年级，家人只好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家里有很长一段时期请了家庭教师给我补习功课，准备考五年级。后来我在各种机关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清闲地度过，而人家却对我说，这就是脑力劳动。我在校读书和在机关里做事都不需要很强的智力，也不需要什么才能或者个人的才具，更不需要创造的热情，那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我把这样的脑力劳动看得低于体力劳动，我瞧不起它，我认为这种劳动决不能成为人们过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的理由，因为这种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骗局，只不过是闲散的一种形式罢了。大概，真正的脑力劳动我还从来没见识过吧。

    傍晚来临了。我们住在大贵族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由于缺乏象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