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匠头目的故事

    某伯爵的花房里正在卖花。买主不多，只有我，我的邻居——一个地主和一个贩卖木材的年轻商人。当工人们把我们买的美丽的货物搬出去，装上板车的时候，我们就在花房门口坐下，东拉西扯起来。在四月里这种天气暖和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听百鸟齐鸣，看花卉搬到露天底下晒太阳，那是非常愉快的。

    那些植物由花匠米哈依尔·卡尔洛维奇亲自指挥着装上板车，他是一个令人敬重的老人，面容丰满，胡子剃光，只穿一件皮坎肩而没有穿上衣。他一直沉默着，其实他在听我们讲话，等我们说出点新奇的事情。他是个聪明的、很善良的、人人尊敬的人。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认为他是日耳曼人，其实他父亲是瑞典人血统，母亲则是俄国人血统，信奉东正教。他通晓俄语，瑞典语和德语，这几种语言的书他读过很多，再也没有比给他一本新书读，或者，例如，跟他谈一谈易卜生更能使他快乐的了。

    他有弱点，然而是无关大体的弱点，比方说，他自称为花匠头目，其实他手下一个花匠也没有。他的神情异常尊严傲慢。他听不得反驳，喜欢人家严肃专心地听他讲话。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那边那个家伙是个大坏蛋，”我的邻居指着一个工人说，那人长着黝黑的茨冈人的脸，坐在装着水桶的大车上，由此经过。“他犯抢劫罪，上个星期在城里受审，后来被释放了。他们认定他有精神病，可是您仔细瞧瞧他那副嘴脸吧，他非常健康嘛。近来在俄国，人们常常用病态和一时性起来解释一切，把坏蛋释放了；可是这种释放，这种明显的放任和姑息，却不会有好结果。这会败坏群众的道德，大家的正义感会变得麻木，因为人们看惯了作恶而不受惩罚。您要知道，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尽可以大胆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在我们这个邪恶而堕落的时代，连美德都得向恶习讨饶。‘①“”这是实在的，这是实在的，“商人同意道。”由于法庭常常宣告无罪释放，杀人案和纵火案越来越多了。您去问问乡下人吧。“

    花匠米哈依尔·卡尔洛维奇扭转身来对着我们说：“讲到我，诸位先生，我却素来怀着欣喜的心情欢迎无罪释放的判决。每逢法庭宣告‘无罪’的时候，我并不为道德担忧，也不为正义担忧，正好相反，我倒感到愉快。甚至我的良心对我说，陪审员们宣告犯人无罪释放是犯了错误，哪怕在那种时候，我也还是高兴。你们自己想一想吧，诸位先生，如果法官们和陪审员们相信人胜过相信罪证、物证，言词，那么这种对人的信心本身岂不就比任何世俗的看法崇高吗？（相信上帝并不难。宗教裁判所②的法官们也好，比伦③也好，阿拉克切耶夫④也好，都是相信上帝的。不，您得相信人！）这种信心只有少数了解基督和感觉到基督的人才会有。”

    “这是个好思想，”我说。

    “然而这不是新思想。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甚至听到过有关这方面的一个传说。那倒是个很亲切的传说，”花匠说，微微一笑。“这传说是我故去的奶奶，我父亲的母亲，讲给我听的，她是个很好的老妇人。她是用瑞典语讲话的，用俄语讲起来就不那么好听，不那么优雅了。”

    可是我们请求他讲这个故事，不要顾虑俄语的粗俗。他很高兴，就慢腾腾地点上烟斗，生气地瞧一眼工人们，开口说：“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上了年纪、孤孤单单、相貌不好看的先生，姓汤姆逊或者威尔逊，嗯，反正这没什么关系。

    问题不在于姓什么。他的职业高尚，他给人治病。他素来性情忧郁，不喜欢交际，只有在他的职业要求他说话的时候才开口。他不到任何人家里做客，跟任何人的交情都不超出默默地点一点头。他生活俭朴，象个苦行僧。问题在于他是个学者，在那时候学者跟普通人不同。他们日日夜夜观察，读书，治病，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