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两年过去了。情况改变，我又来到彼得堡，可以在这儿住下，已经不再东躲西藏了。我不再担心自己会感伤，或者显得感伤，我全身心都沉浸在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女儿索尼雅在我心里激起的那种父爱之中，或者确切些说，沉浸在偶像崇拜的感情里了。我亲自喂她吃东西，给她洗澡，安排她睡下，我的眼睛整夜不离开她。每逢我觉得她好象快要从奶妈手中掉下地的时候，我总是尖声叫起来。随着光阴的流逝，我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恼人；可是那些海阔天空的梦想都在索尼雅身旁停住，仿佛我在她身上终于找到了我恰好需要的东西似的。我发疯般地爱这个小姑娘。我在她身上看到我的生命的延续。我不是出于想象，而是切身感觉到，并且几乎相信：我日后丢掉我这个瘦长、皮包骨、生着一把大胡子的躯壳的时候，我就会在这对淡蓝色的小眼睛里，在这些光滑的淡黄色头发里，在这两只那么亲热地摸着我的脸、搂住我的脖子的、胖胖的粉红色小手里继续生存下去。

    索尼雅的命运使我担心。她的父亲是奥尔洛夫，在出生证上她的姓却是克拉斯诺甫斯卡雅，唯一知道她的存在而且对此感兴趣的人就是我；不过我自知生命已快结束，必须认真地为她打算一下才好。

    我到彼得堡的第二天就去找奥尔洛夫。给我开门的是一 个胖老头，留着红褐色的络腮胡子，没有唇髭，看来是个日耳曼人。波丽雅正在打扫客厅，没有认出我来，可是奥尔洛夫倒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啊，造反的先生！”他说，笑起来，好奇地打量我。“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他一点也没变样，仍旧是那张保养得很好、令人不快的脸，仍旧是那么一副讥诮的神情。桌子上也象以前那样放着一本新书，书里夹着一把象牙柄的小刀。显然，我来以前他在看书。他请我坐下，递给我一支雪茄烟，带着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会有的殷勤神情遮掩我的脸和我的瘦身材在他心里引起的不愉快感觉，随随便便地说到我一点也没变，尽管我留着一把大胡子，也还是很容易认出来，我们谈起天气，谈起巴黎。为了快一点摆脱那个压在他和我的心头而又不得不谈的苦恼问题，他就问道：“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去世了？”

    “是的，她去世了，”我回答说。

    “因为难产而死的吗？”

    “是的，因为难产。大夫怀疑她的死另有原因，不过……为了使您和我都心安一些，就姑且认为她是死于难产吧。”

    他出于礼貌叹一口气，沉默了，仿佛安静的天使飞过我们的头顶。

    “是啊。我这儿一切照旧，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他发现我打量这个书房，就赶忙说。“我父亲，您知道，已经辞去官职，退休了。我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您记得彼卡尔斯基吗？他还是老样子。格鲁津去年得白喉症去世了。……哦，库库希金还活着，常常想起您。顺便提一下，”奥尔洛夫接着说，不好意思地低下眼睛，“库库希金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以后，就到处说您袭击他，有意弄死他，……他好不容易才保全了性命。”

    我没有说话。

    “老仆不忘旧主啊。……您太好了，”奥尔洛夫打趣说。

    “不过，您要喝点葡萄酒或者咖啡吗？我吩咐他们去煮。”

    “不，谢谢了。我来找您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盖奥尔季·伊凡内奇。”

    “我是不大喜欢重要的事的，不过我愿意为您效劳。请问什么事呢？”

    “您要知道，”我开口了，很激动，“去世的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女儿现在跟我一块儿住在此地。……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带领她，可是，您看得出来，过不了多少日子，我就要从世上消失了。我希望在我临死前能够知道她有了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