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当主妇耸耸肩膀说：“男人嘛，他们才不去想呢！”时，她这句话的含义是没有疑问的。女人也同样说：“男人嘛，他们才不懂呢，他们不了解生命。”女人把轻薄而碍事的雄蜂的象征，同有关祈祷螳螂的神话做了一番比较。

    从这一角度来看，女人反对男性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男性的推理不仅对她的体验是不适宜的，而且在他的手中变成了阴险力量的一种形式；男人所发表的无可争辩的意见是想给她造成混乱，其目的是让她处于两难境地：或者你同意，或者你不同意。

    出于对整个公理体系的尊重，她应当同意；如果她不肯同意，就否决了这整个的体系。但她不可能贸然走得很远；她缺乏用另一种形式重构社会的手段。可是她又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它。她处于要反抗和受奴役的半途中，只好勉强服从男性的权威。他在每一个场合下，都要强迫她接受她半心半意屈服所造成的后果。男人追求这个人面兽身的女怪，追求这个半是奴隶半是自由人的伙伴：他在让她屈服于他的同时，还想强迫她信服一个论点，但她知道，他进行严密推理的前提是他本人已经选好了的。只要她避免对这些前提提出质疑，他就很容易让她哑口无言；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做到让她心悦诚服，因为她觉察到了他的独断专横。

    于是他会恼羞成怒，指责她固不可彻，没有逻辑性；但是她不肯按照规矩去下赌注，因为她知道骰子已经给灌上铅了。

    女人并非真的相信真理和男人所宣称的不一样；她宁肯认为根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真理。不仅仅是生命的变化性质才使她怀疑永恒的同一性原则，也不仅仅是宠罩着的魔力现象才破坏了因果关系观念。而是在男性世界本身的本质当中，在作为这个世界一员的她本身当中，她发现所有的原则、所有的价值、所有的存在物，其意义都是不明确的。她知道男性的道德观念一旦涉及到她就会变成大骗局。男人把贞操和正派行为的规范喊得震天价响，但私下里却邀请她去违犯这一规范，甚至在期待这样的违犯；如果没有这种规范，他借以藏身的富丽堂皇的牌坊就会倒塌。

    男人很乐意把黑格尔的观点作为权威予以接受；根据这一观点，公民在使自身向普遍性超越的过程中，将获得道德上的尊严，但作为一个私人（aprivateintividual），他拥有实现欲望和快活的权利。既然如此，他同女人的关系就处在一个偶然性的范围里，道德观念不再适用，品行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他同其他男人的关系总是涉及到价值问题；在大家完全公认的法律下面，他在其他自由行动者面前也是一个自由行动者；但是和女人在一起时（她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被造出来的），他抛弃了生存责任，沉溺于他的en-soi［自在]的，或固定不变的、较低级的本性之中，将自己置于非真实性的层面上。这时他的表现是专制的、虐待狂的、强暴的，或者幼稚的、被虐狂的、爱发牢骚的；他试图满足他的魔念和忽发的奇想；他由于在公共生活中得到了权利，而“悠闲自在”，“无拘无束”。

    他的妻子——和泰丽莎·德斯凯鲁斯一样，常常对他在公共场合的高调言行同“他私下不屈不挠搞的新花样”有天壤之别，感到不胜惊讶。他提倡高出生率，但是他又很在行，决不随便要孩子。他赞美贞洁忠实的妻子，但是他又勾引邻居的妻子，让她犯通奸罪。我们已经看到，当法国每年有100万妇女被男人置于要堕胎的境遇时，男人是何等虚伪地宣判堕胎是犯罪；往往是丈夫或情人要求这样解决；而且他们还常常心照不宣地假定，如果有必要，就动用这个法子。他们公开期望女人能自觉自愿地对罪行感到内疚：她的“不道德”，是被男人尊重的道德社会保持和谐所必需的。

    这种口是心非的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男性对娼妓的态度，因为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