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几天，玛丽雅姆几乎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每天黎明，她在远处传来的祷告钟声中醒来，做过早祷之后，她就会爬回床上。当她听到拉希德在浴室洗漱时，她没有起床；当拉希德在去鞋店之前到她的房间来看看她时，她依然躺在床上。从窗户中，她看见他走进院子，把午餐在自行车后面的车架上绑紧，然后推着自行车，穿过院子，走上街道。她看见他踩着自行车离开，看着他肩膀宽厚的身形消失在街道尽头的拐角处。

    这些日子里，玛丽雅姆多数时间都待在床上，总有着空荡荡的、被人遗弃的感觉。有时候，她会走下楼，到厨房去，用手去摸摸那黏糊糊的、满是油脂的橱柜，碰碰那印着花朵图案的塑料窗帘。窗帘散发出一股烧肉的味道。她打开那些做工粗糙的抽屉，看着不成套的勺子和刀具，还有漏锅和有缺口的木头锅铲，这些都将成为她的新生活中的工具。所有这些令她想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使她觉得自己身处他乡异里，不知身在何方，好像闯进了别人的生活。

    在泥屋，她的肚子每到该吃饭的时候就饿了。在这里，她很少想起来要吃饭。有时她会带着一盘隔顿的白米饭和一片面包到客厅去，站在窗口旁边。从那儿她能看到他们那条街上那些平房的屋顶。她还可以望见它们的院子，见到各户人家的女人在晾衣服、一边叫喊一边追赶孩子，看见小鸡在啄食泥土，看到铁铲和铁锹，还有那些系在树上的牛。

    她想起过去那些夏夜，她和娜娜睡在泥屋平坦的屋顶上，看着古尔德曼村上空皎洁的月亮；那些夜晚很热，衬衣就像粘在窗户上的湿树叶一样紧贴在她们胸前。她怀念那些冬日的下午，她和法苏拉赫毛拉在泥屋中看书，树上的冰柱叮当、叮当地掉落在她的屋顶，屋外积满雪花的树枝上传来乌鸦的啼叫。

    玛丽雅姆独自一人在屋子里，焦躁地走来走去，从厨房走到客厅，爬上楼梯，走到她的卧室，然后又走下来。她最后会回自己的房间做起祷告，或者坐在床上想着她的母亲，心中充满眩晕和想回家的感觉。

    太阳慢慢向西边爬去的时候，焦虑才真正开始蚕食玛丽雅姆的心。一想到夜晚，她的牙齿就会打颤，因为到时拉希德或许会决定要跟她做那些丈夫对妻子做的事情。当他独自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她会躺在床上，紧张得不敢动弹。

    他总是在她门口停下，把头伸进来。

    “你不可能已经睡着了。才七点呢。你醒着的吧？回答我。快点。”

    他不停地追问，直到玛丽雅姆在黑暗中说：“我在这里。”

    他蹲下来，坐在她的门口。在床上，她能看见他高大的身形，长长的双腿，鹰钩鼻的脸庞附近烟雾缭绕，香烟末端的蓝色光芒一会闪亮一会黯淡。

    他跟她说起当天的情况。他给外交部副部长度身订做了一双休闲鞋。拉希德说，这个副部长只在他这里买鞋。波兰的一个外交官和他的妻子请他做凉鞋。他跟她说起人们关于鞋的种种迷信：把鞋放在床上，会导致家里有人死亡；如果先穿左脚的鞋，会引起吵架。

    “除非这么做是无心的，而且那天是星期五才不会，”他说，“你知道吗，人们认为把两只鞋绑在一起挂在钉子上会带来厄运？”

    拉希德自己一点都不信这些。在他看来，基本上只有女人才会把迷信当真。

    他跟她说起一些他在街头听来的消息，比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如何因为一桩丑闻而引咎辞职。

    玛丽雅姆可没听说过什么尼克松，也不知道是什么丑闻迫使他辞职，于是她没回他的话。她紧张地等待拉希德结束谈话，掐灭香烟，转身走开。只有当她听到他穿过走廊，听到他的房门开启关上的声音，只有这个时候她一颗悬着的心才能落地。

    然后，有一天晚上，他掐灭了香烟，却没有说晚安，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