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野蛮人那里，最强的、最聪明的、最有道德的总是走在前头，他总是领袖和统治者。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却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继续在钉他。可见我们缺少某种东西。……我们得在我们身上恢复这‘某种东西’才行，要不然，这类错误就没有完结的一天了。”

    “可是您用什么标准来区别强者和弱者呢？”

    “知识和不容置疑的事实。人们是根据病情来认出结核病人和瘰疬病人的；而不道德的人和疯子则要根据他们的行动认出来。”

    “不过要知道，可能认错的！”

    “对。可是，既然受着洪水的威胁，就不用怕沾湿脚。”

    “这是哲学，”助祭说，笑起来了。

    “一点也不是。您已经给您的宗教哲学教坏了，因此您在一切东西里都只想看见迷雾。您那年轻的头脑塞满了抽象的学问，这种学问之所以说是抽象的，就是因为它使您的头脑不顾明显的事实。您得直视魔鬼，如果他是魔鬼，您就说他是魔鬼，用不着跑到康德或者黑格尔那儿去寻求解释。”

    动物学家沉吟一下，接着说：

    “二乘二等于四 ，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明天我们要去决斗。您和我都会说，这愚蠢，荒谬，说决斗早已过时，说上流人的决斗和下等酒店里的醉后斗殴实际上没有什么分别，然而我们仍然不会就此罢休，仍然会去厮杀。可见有着一种比我们的理性强大的力量。我们嚷着说战争是掠夺，是野蛮，是惨祸，是自相残杀，我们一看到鲜血就会昏厥；可是只要法国人或者德国人侮辱我们，我们就顿时感到精神奋发，真心诚意地喊着乌啦，冲上前去攻打敌人，您就会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武器，我们的勇敢就会激起普遍而又真诚的热忱。这又可以证明，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力量，它即使不比我们以及我们的哲学高明，至少也比它强大。我们拦不住它，就跟拦不住眼前从海那边拢过来的乌云一样。不要假仁假义，不要背地里对这种力量做鬼脸，也不要说什么：”哎呀，愚蠢啊！哎呀，过时啦！哎呀，不符合《圣经》上的道理呀！‘要面对面地瞧着它，承认它的合理合法性，而且，比方说，遇到它打算消灭一个虚弱的、多病的、腐败的民族，您也不要用您那些药丸以及从《福音书》上摘下来的那些理解得不对头的话来阻挠它。列斯科夫①写过一个有良心的达尼拉②，他在城外发现一个麻风病人，就用爱和基督的名义供他吃饭，给他穿暖。要是这个达尼拉真的爱人们，他就该把麻风病人拉走，越远越好，然后丢在一条沟里。他应该为健康的人服务。

    我想，基督教导我们的是一种合情合理而又有益的爱。“

    “您这个人可真怪！”助祭笑着说。“您并不信仰基督，可是您为什么老是提到他呢？”

    “不，我信仰的。不过当然，那是按我的方式而不是按你们的方式信仰的。啊，助祭呀，助祭！”动物学家说，笑起来。

    他搂住助祭的腰，快活地说：“嗯，怎么样？明天一块儿到决斗的地方去吗？”

    “我的教职不允许我去，要不然，我倒是会去的。”

    “‘教职’是什么意思？”

    “我受了圣职。我已经受到神恩了。”

    “啊，助祭呀，助祭，”冯·柯连又笑着说。“我喜欢跟您谈天。”

    “您说您有信仰，”助祭说。“那是什么样的信仰呢？喏，我有个叔叔，是个神甫，他信得那么虔诚，每逢天早，他就到旷野上去求雨，总是随身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件皮革的大衣，免得回来的路上让雨淋湿。这才不愧为信仰！他一讲起基督就神采焕发，村中的男男女女，都听得放声痛哭。他能够挡住这块乌云，能够把您所说的那种力量打得望风而逃。对了。

    ……信仰能够移山倒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