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比如说她该为我做什么，她该为我考虑什么。每听到此，我总是痛苦不堪，淌出怨恨的眼泪，真想狂奔到彭波契克面前，把他全身上下狠狠揍一顿。谈话时，我姐姐的劲儿好像每涉及我一次就要拔出我的一颗牙似的。而彭波契克又总是自封为我的保护人，自鸣得意地坐在那里，用他那轻蔑的眼光监管着我，俨然以我命运的缔造者自居，认为他为我做了这么多好事，自己反而一无所获，不合算。

    凡是这类讨论乔是没有份儿的。但是当他们在谈论什么时，时常要谈到他，因为我姐姐已经看出乔是不赞成我离开铁匠铺的。我的年龄已足够做乔的徒弟了。只要乔坐在那里把火钳搁在膝头上，一面漫不经心地拨弄着炉格中的灰，一面呆呆地出神时，我姐姐便直截了当地把他这种无辜的行为当作是对立情绪的表现，就会扑向他，从他手中夺下火钳，推操他的身子，然后把火钳丢在一边。每一次这类问题的辩论，结果都是以最令人不快的局面收场。一时间，再没有新的谈话资料，我姐姐总是停下来打起哈欠，然后忽然，似乎偶然地一眼看到了我，便向我猛扑过来，嘴里说道：“行了！这儿没有你的事了！你去睡觉吧。这一晚你是够惹人烦的了！”他们把我烦得要死，却反而怨我，好像是我恳求他们来找我麻烦一样。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看上去我们还要继续过这样的日子，也还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有一天，郝维仙小姐正扶着我肩头行走时，突然停了下来，有些不高兴地对我说道：

    “皮普，你已长高了！”

    我带着沉思的表情望了她一眼，觉得以这种目光作媒介是最好的方法，让她知道这是自然的成长，是我无法控制的。

    当时她没有再说什么，但一会儿她又停下来重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又望望我，然后便显得一脸愁云，心情忧郁。下一次，我照例又去侍候。像往常一样，我们结束了运动，我扶着她走到她的梳妆台前，她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指，说道：

    “再把你那铁匠的名字告诉我。”

    “小姐，他叫乔·葛奇里。”

    “你就是要当这个师父的学徒吗？”

    “是的，郝维仙小姐。”

    “你最好立刻就去当学徒。葛奇里是否能带着你们订的师徒合同和你一起到这儿来一次，你说呢？”

    我对她表示，如果要他带着合同来一次，他一定会感到万分荣幸。

    “那么就让他来一次。”

    “郝维仙小姐，约定哪一天来呢？”

    “得了，得了！我不知道时间。要他快来，和你一起来就可以。”

    当晚我一回家，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乔，而我姐姐听到后反而大发脾气，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的脾气都要大。她责问我们是不是把她当成放在门口的擦鞋垫子，可以任意踩踏？我们怎么竟敢如此对待她？我们究竟认为她配到怎样的人家去做客才恰当？她一连提出许多问题，发了很大的火，然后拿起烛台向乔摔过去，随即便号啕大哭，拿出了簸箕（这一举动永远是一种不祥之兆），把粗布围裙系在腰上，开始疯狂地打扫。光是扫地她还不满足，又提来一桶水，拿来一把地板擦子，在房屋里擦洗起来，使我们在里面无法立足，只有跑到院子里站着发抖。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我们才仗着胆子溜进屋。我姐姐又问乔那时为什么不讨个女黑奴当老婆？乔一言不发，这个可怜的人儿只是站在那里用手摸着他的胡须，垂头丧气地看着我，仿佛在想当时讨个女黑奴当老婆说不定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