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尽封为夫人，一门荣宠，炙手可热。这引起了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的矛盾，进而发展为安禄山与唐王朝之间的矛盾。郭子仪作为忠臣良将的代表，又跟权奸杨国忠和叛将安禄山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的交错发展，一步步酝酿成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惊变》一出中，安禄山反叛消息传来，正当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御花园中宴饮游乐之时，这种安排不是没有深意的。下半部《惊变》、《埋玉》以后，悲剧产生，剧本又写杨贵妃忏悔生前的罪孽，并将“悔过”作为月宫团圆的重要条件。这都说明作者在同情和歌颂他们爱情的同时，对他们也确是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的。在《献饭》、《看袜》等出中，又通过普通老百姓郭从谨之口，明确地表达了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批判之意和怨恨的感情。在《禊游》、《疑谶》、《进果》等出中，对杨贵妃和杨氏兄妹穷奢极侈的享乐生活以及因此而带给人民的痛苦，作者都怀着强烈的义愤作了较真实的描写。

    作者在这个爱情故事中自觉地写进了这样丰富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内容，是为了通过李杨的爱情悲剧来总结历史教训，以垂戒后人，这就是他在《自序》中说的：“且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未有不悔者也。”

    第三，剧本还曲折含蓄地表现了作者的民族意识，表现了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投降的思想倾向。关于是否表现了民族思想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剧本的实际内容看，民族思想虽然不是剧本的主题所在，但确是有所表现的。安禄山叛乱，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两重性质，作者在描写时多方面地暗示和强调了民族矛盾的一面。在剧中，作者还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爱国志士，愤怒地谴责了卖国投降的人物。除郭子仪被刻画成一个安邦定国的英雄外，在《骂贼》一出中，作者集中地刻画出乐工雷海青的形象。赞扬他在“这血性中，胸脯内，倒有些忠肝义胆。”他面对凶恶的叛将安禄山，正气凛然，威武不屈，以琵琶击其首，大骂他的叛逆罪行，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与雷海青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剧本严厉地批判了那些没有骨气的投降派，借雷海青之口，深刻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武将文官总旧僚，恨他反面事新朝。纲常留在梨园内，那惜伶工命一条。”“那满朝文武，平日里高官厚禄，荫子封妻，享荣华，受富贵，那一件不是朝廷恩典！如今却一个个贪生怕死，背义忘恩，争去投降不迭。只图安乐一时，那顾骂名千古。唉，岂不可羞，岂不可恨！”他还在〔上马娇〕一曲中唱道：“平日价张着口将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昝，只问你蒙面可羞惭？”联系到清初的具体历史条件，这些话是隐含了批判民族投降派的寓意的。另外，在《弹词》一出，通过李龟年弹唱亡国之哀，也分明寄托了作者的家国兴亡之感。这些动人的曲词，确实是“无端唱出兴亡恨，引得旁人也泪流”。

    总上所说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虽然以李杨爱情为中心，但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包括宫廷的荒淫腐朽，宰相的专权误国，皇亲国戚的奢侈淫糜，边将的骄横跋扈，投降官吏的卑鄙无耻，以及人民生活的痛苦不安等等，广泛地展示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因此，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戏，而是一部融进现实政治内容的历史剧。但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较大的矛盾。作者对李杨真挚爱情的歌颂和对他们荒淫享乐生活的揭露和政治上的批判，没有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作者企图以他们的悔过作为统一矛盾的条件，但目的并未达到。

    在艺术表现上吸取了前代作品的经验，一方面继承了《梧桐雨》的传统，通过爱情故事反映一代兴亡，在揭露和批判方面较多地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另一方面，又继承了的传统，通过幻想的情节表现理想的爱情，显示出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