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结结巴巴地说：

    “好吧！他想通了。他叫我‘父亲’。”

    马吕斯把头从外祖父双臂中脱出来，温和地说：“可是，父亲，现在我既然已经痊愈了，我觉得可以和她见面了。”

    “这个也想到了，你明天就可以见到她。”

    “父亲！”

    “怎么啦？”

    “为什么不在今天呢？”

    “好吧，今天。就是今天吧。你叫了我三次‘父亲’，这值得我让步。我去想办法，会有人送她来的！都想到了，告诉你。这些情节诗里已有记载，在安德烈·舍尼埃的悲歌《抱病的青年》的结尾处，就是这个被恶棍……被九三年伟大的人物砍了头的安德烈·舍尼埃。”

    吉诺曼先生似乎觉得马吕斯皱了一下眉。其实，我们该说清楚，他已不再在听外公说话，在他惊喜若狂的时候，他想珂赛特比想一七九三年多得多。

    “砍头这个字眼是不恰当的，事实是那些革命的大天才，他们并无恶意，这是肯定的，他们是英雄，当然喽！他们觉得安德烈·舍尼埃有点碍事，所以把他送上了断……就是说这些大人物，为了公众的利益，在热月七日，请安德烈·舍尼埃去……”

    吉诺曼先生被他自己的话卡住，说不下去了，既不能结束，也无法取消。当他的女儿在马吕斯后面整理枕头时，这老人为激情所扰，用他年龄许可的速度，冲出卧室，把门带上，面色通红，喉咙好象被掐，白沫纵横，眼球突出，和在候客室中擦鞋的忠仆巴斯克正打一个照面。他一把抓住巴斯克的衣领，怒冲冲地向他叫道：“我向十万个长舌鬼发誓，这些强盗杀害了他。”

    “谁，先生？”

    “安德烈·舍尼埃！”

    “是，先生。”吓慌了的巴斯克这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