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枪毙他，这样还好些。

    他极端痛苦，为了失去坚定的信心，他感到自己已被连根拔起。法典在他手里只是一根断株残桩了。他得和一种不熟悉的顾虑打交道。他发现了一种感情，和法律上的是非截然不同，而这法律过去一直是他唯一的尺度。停留在他以往的正直作风上已经感到不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涌现出来并征服了他。一个新天地在他心里出现：接受善行又予以报答，这种牺牲精神，仁慈、原宥，出自怜悯的动机而违反了严峻的法纪，尊重个人，不再有最终的判决，不再有入地狱的罪过，法律的眼睛也可能流下一滴泪珠，一种说不清的上帝的正义和人的正义是背道而驰的。他看见在黑暗中可怕地升起了一个生疏的道义的太阳，他感到厌恶，但又眼花缭乱。一只猫头鹰被迫强作雄鹰的俯瞰。

    他对自己说，这原来是真的，事情会有例外，权力也会变得窘迫，规章在一件事实面前也可以不知所措，并非一切都可以框进法规条文中去，意外的事可以使人顺从，一个苦役犯的崇高品质可以给公务员的正直设下陷阱，鬼怪可以成为神圣，命运中就有这种埋伏，他绝望地想起他自己也无法躲避意料不到的事。

    他被迫承认善良是存在的。这个苦役犯是善良的。而他自己，也真是闻所未闻，也行了善。因此他已堕落了。

    他觉得自己懦弱，他厌恶自己。

    对沙威来说最理想的是，不去讲人道、伟大和崇高，而只求无过罢了。

    可是现在他刚犯了错误。

    他怎么会到这种地步？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自己也无法对自己说清楚。他两手捧着头，但无济于事，他仍茫然不知如何解答。

    他当然一直都在使冉阿让再度伏法，冉阿让本来就是法律的俘虏，而他沙威，则是法律的奴隶。他从不承认，当他抓住冉阿让时曾有过一瞬间想放他走的想法。他好象是不知不觉地松开了手，放走了他。

    各种难解的新问题在他眼前闪过，他自问自答，他的答复使他吃惊。他自问：“这个苦役犯，这个绝望的人，我追捕他到了迫害他的地步，而我曾倒在他的脚下，他本可以复仇，也为了泄恨，同时为了自身的安全，他都应该复仇，但他却赦免了我，让我活着。他做了什么？尽他的责任？不是。这是进了一步。而我，我也饶恕了他，我做的又是什么？尽了我的责任。不是。也更进了一步。这样说，在职责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使他惊惶失措，他的天平也散了架，一个秤盘掉进深渊，另一个上了天；沙威对上面的那个和下面的那个都感到同样恐怖。他一点也不是所谓的伏尔泰主义者、哲学家或无神论者，相反地，他本能地是尊敬已成立的教会，他只把它当作整个社会的一个庄严的部分来认识，公共秩序是他的信条，对他来说这已足够了；自从他成年当了警察，他几乎把公安警务当作他的宗教，他做密探就象别人做神甫一样，我们用这些字眼都是从最严肃的涵义而言，丝毫不带讽刺。他有一个上级，吉斯凯先生，迄今为止他从没想到过另外那个上级：上帝。

    这个新长官，上帝，他出乎意外地感到了，因而心情紊乱。

    这个出乎意料的出现使他迷失了方向，他不知拿这个上级怎么办，他明知下级应当永远服从，不能违背命令，不能责怪，不能争辩，他知道在一个使他感到过分惊奇的上级面前，下级只有辞职这一条出路。

    但怎样去向上帝递辞呈呢？

    不管怎样，他总是回到这点上来，对于他有件事比什么都重要，那就是他犯了可怕的违法的罪行。他对一个判了刑潜逃的惯犯熟视无睹。他释放了一个苦役犯。他从法律那里扣下一个属于法律制裁的人。他做了这件事，所以他对自己也不了解了。他对是否还是他自己也没有了把握。他不明白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