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八二年起，法国天主教以国内教士代表会议为处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不完全接受罗马教皇的命令，是为法国派（gallican），主张完全依附教皇的称罗马派（ultramontain）。直到一八七○年，法国天主教始完全依附于罗马教皇。

    ②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政权已濒于危殆，英、俄等七国联军节节进逼，国内工商业发生危机，由于缺乏劳动力，又因增加税收，大量征兵，资产阶级开始离贰，人民纷纷逃避兵役，老贵族也乘机阴谋恢复旧王朝。③拿破仑在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被迫逊位后，即被送往厄尔巴岛。王朝复辟，执行反动政策，人民普遍不满。拿破仑乘机于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在南方港口茹安（在戛纳附近）登陆，重返巴黎。

    ④拿破仑三月一日在茹安登陆，六月二十二日第二次逊位，那一时期叫“百日帝政”。

    ⑤普罗旺斯（Provence），法国南部一省。

    足见卞福汝主教也偶尔有过他的政见、他的苦闷、他的隐情。当年的爱憎的暗影也曾穿过他那颗温和宽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当然，象他那样的人最好是没有政治见解。请不要把我们的意思歪曲了，我们所说的“政治见解”并不是指那种对进步所抱的热望，也不是指我们今天构成各方面真诚团结的内在力量的那种卓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彼此不可相混。我们不必深究那些只间接涉及本书内容的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假使卞福汝不是保王党，假使他的目光从来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那种宁静的景仰，并且能超然于人世的风云变幻之外，能在景仰中看清真理、公正、慈善等三道纯洁光辉的放射，那就更美满了。

    我们尽管承认上帝之所以创造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为了一种政治作用，也仍然可以了解和钦佩他为人权和自由所提出的抗议，也就是他对那位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抱的高傲的对立态度和公正而危险的抗拒行为。但是藐视一个失势的人究竟不如藐视一个得势的人那样足快人意。我们只爱具有危险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最初参加斗争的战士才有最后歼灭敌人的权利。谁没有在全盛时期提出过顽强的抗议，等到垮台时，谁就不该有发言权。只有控诉过胜利的人才有权裁判失败。至于我们，在上天不佑、降以大祸时，我们只能听其自然。一八一二年开始解除我们的武装。一八一三年，那个素来默不作声的立法机构，在国难临头时居然勇气百倍，大放厥词，这样只能令人齿冷，何足鼓掌称快？一八一四年，元帅们出卖祖国，上院从一个污池进入另一污池，始则尊为神人，继乃横加侮渎，从来崇拜偶像，忽又中途变节，反唾其面，这些事理应引起我们的反感；一八一五年，最后的灾难步步进逼了，法兰西因大祸临头而危险了，滑铁卢好象也展开在拿破仑跟前隐约可辨了；那时，军士和人民对那个祚运已尽的人的壮烈欢呼绝没有什么令人发叹的，并且，先不论那个专制魔王是个怎样的人，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这伟大的民族和这伟大的人杰间的紧密团结总是庄严动人的，象迪涅主教那样一个人的心，似乎不应当熟视无睹。

    除此以外，无论对什么事，他从来总是正直、诚实、公平、聪明、谦虚、持重的，好行善事，关心别人，这也是一种品德。他是一个神甫，一个贤达之士，也是一个大丈夫。他的政治见解，我们刚才已经批评过了，我们也几乎还可以严厉地指责他，可是应当指出，他尽管抱有那种见解，和我们这些现在在此地谈话的人比较起来，也许还更加厚道，更加平易近人一些。市政府的那个门房，当初是皇上安插在那里的。他原是旧羽林军里的一名下级军官，奥斯特里茨①战役勋章的获得者，一个象鹰那样精悍的拿破仑信徒。那个倒霉鬼会时常于无意中吐出一些牢骚话，那是被当时法律认为“叛逆言论”的。自从勋章上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