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我要求见副总裁本人，是你发布的命令吗，我问——为什么？还没等他有机会否认，或解释他的理由，我就把一些战争用品挂到他肩上，他不喜欢它们挂在那儿，不让挂——如果你不喜欢，威尔·退尔第利格先生，你就拿走工作，我的工作和他的工作，你可以把它们塞进你的屁眼——我就那样从他办公室走出去。我回到屠场，像往常一样做我的工作。当然，我料想我在这一天内会被炒鱿鱼，但是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我很惊奇地接到总经理一个电话，让我放宽心，冷静一点儿，是的，只当没这回事，不要做任何匆忙的事情，我们会调查这件事的，等等。我猜想他们是仍在调查这件事，因为格里斯沃尔德仍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着——事实上，他们甚至把他提升去做营业员，这又是一桩肮脏的买卖，因为他当营业员要比当送信人钱挣得少，不过，他算保全了面子，但无疑也更多地丧失了一点儿生气。当一个家伙只是睡梦中的英雄时，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他身上。除非恶梦可怕到足以把你惊醒，不然你就继续退却。要么以你当法官告终，要么以你当副总裁告终。完全都是一回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操蛋玩艺儿，一场滑稽戏，一场大失败。我知道我是在睡梦中，因为我已经醒来。当我醒来时，我就离开。我从我进来的那扇门走出去——甚至没有说：请原谅，先生！

    事情都是瞬间发生的，但是首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经历。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见到的只是爆炸，而一秒钟前你见到的是火花，然而一切都是按照法则发生的——有着整个宇宙的充分肯定与合作。在我能够爬上去、发生爆炸以前，这枚炸弹必须适当加以准备，妥当地安好雷管。在为上面的那些杂种把事情安排好以后，我就得被人从高位上拿下来，像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被践踏，被压制，被羞辱，被戴上手铐脚镣，被弄得像一个软蛋那样无能。我的一生从来不缺少朋友，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们就好像蘑菇一样从我周围冒出来。我一刻也不能一个人独自呆一会儿。如果我晚上回家，想休息，有人就会在那里等着见我。有时侯他们一帮人呆在那里，好像我来不来都没什么区别。我交的朋友，都是这一伙瞧不起那一伙。例如斯坦利，他就瞧不起所有的人。乌尔利克也是瞧不起别人。他在欧洲呆了几年以后刚回来。我们自从童年时代以来就不常见面，然后有一天，完全是碰巧，我们在街上遇到了。那在我一生中是重要的一天，因为它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我经常梦想但从来没有希望见到的世界。我清楚地记得，黄昏时分，我们站在第六大道和四十九街的拐角上。我记得这事，是因为，站在曼哈顿的第六大道和四十九街的拐角上听一个人大谈伊特纳山。维苏威火山。卡普里岛、庞贝、摩洛哥、巴黎，似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记得他一边谈话，一边环顾四周的样子，就像一个人还没有完全明白他必定会遭遇到什么，但模糊地意识到，他回来是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的眼睛似乎在说——这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他没有那样说，却一遍又一遍说着：“我确信你喜欢它！我确信这正是适合你的地方。”当他离开我的时候。我感到茫然。我不能很快捉住他。我要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再听一遍。关于欧洲，我所读到的一切，同我朋友亲口说出来的辉煌描述相去甚远。它使我格外有奇迹感，这是因为我们都出自同一环境。他能实现这些，因为他有阔朋友——因为他知道如何攒钱。我从不认识任何一个有钱人，一个旅行过的人，一个在银行里有存款的人。我所有的朋友都像我一样，一天天飘忽不定，从来不想将来。奥马拉，是的，他旅行过，几乎周游过世界——但只是一个游民，要不就在军队里，可当兵还不如当游民哩。我的朋友乌尔利克是我所碰到的第一个可以真正说自己旅行过的人。他也懂得如何来谈论他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