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渴望过另一种方式的生活，会臆想如果身边有个年轻活泼的女人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麻烦的是我几乎已不记得她的模样了，也记不得搂着她时是什么感觉。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己沉入大海，我还有记忆力，不过眼前的形象已失去生气，它们好像死去了、散乱了，像插在泥沼上久经岁月侵蚀的木乃伊。若试图回忆我在纽约的生活，我想起的只是几个支离破碎的片断，这些片断极可怕，上面还蒙着铜锈。我的整个生命似乎已在某个地方终止了，可是我说不上确切在哪儿。我己不再是美国人、纽约人，更不是欧洲人、巴黎人。我不忠于什么人，没有责任、没有仇恨、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激情。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什么，我是中立的。

    在我们三个人夜里回家的路上，一阵恶心过后我们常常开始谈论一些事情的状况，那种热心劲儿只有不积极参与生活的人才表现得出。有时我爬上床时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热情的产生只是为了消磨时光，为了打发从办公室徒步走到蒙帕纳斯所需的这四十五分钟。也许我们有改进这个或那个的最机智、最实际的主意，可是却没有把这些主意拉到需要它们的地点去。更奇怪的是主意与生存之间毫无关系并不使我们痛苦或不快，我们已经十分适应了。假如明天有人吩咐我们用手走路，我们也会毫无怨言地照办。当然，条件是报纸照样印，我们定期领薪水。其他的都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东方化了，已经成了苦力，白领苦力，每天一捧米就封住了我们的嘴。那天我读到，美国人脑袋的一个特点是在枕骨部有一块缝间骨，或者叫顶间骨。横向枕骨骨缝常在这块骨头上出现，据这位著名学者后来说，这是由于胎儿期的挤压造成的。这是抑止发育的迹象，表明这是一个低劣的人种。他继续写道，“美国人的头颅的平均脑容量比白种人低，但高于黑种人。不分性别，如今的巴黎人的脑容量是1448立方厘米，黑人是1344立方厘米，美国印第安人是1376立方厘米。”从这一大堆话中我推理不出什么来，因为我是美国人，却又不是印第安人。可是这样解释这些事情，比方说，根据一块骨头、一块顶间骨未免有些狡辩。他也承认个别印第安人的脑子达到了罕见的1920立方厘米，这样大的脑容量是其他人种都不曾超过的，但是这个事实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理论。我满意地读到无论男女，巴黎人的脑容量都正常，显然他们的横向枕骨骨缝不那么执拗。他们懂得如何消受一杯开胃酒，也不为房子尚未油漆而焦虑不安。就脑颅的数据来看他们的脑袋并没有特殊之处。他们把生活的艺术发展到了十全十美的境地，这一定是基于其他一些原因。

    在路那边保罗先生开的小咖啡店里，我们可以在为记者保留的一间里屋里赊帐吃饭。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房间，地板上洒着锯末，苍蝇随着季节的改换飞来飞去。我是说这是专为记者保留的房间，可我并不是指我们单独吃饭。恰恰相反，这是说我门有幸结交妓女和拉皮条的，他们在保罗先生的常客中占了一大部分。这样的局面正中楼上那些家伙的下怀，因为他门总在注意寻找性感女人，就连那些有一个牢靠的法国小姑娘的人也不反对不时改换一下胃口。要紧的是别染上花柳病，有时好像一场时疫横扫了整个办公室，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全都跟同一个女人睡了觉，不管怎么说，看到他们不得不坐在一个皮条客旁边时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真叫人痛快。尽管一个拉皮条的也有一些职业上的小小困难，相比之下他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

    这会儿我特别想起了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他骑着脚踏车送《哈瓦斯信使报》。他吃饭时总是迟到一会儿，总是汗流浃背，脸上涂满了污垢。进门时他是迈着优雅、可笑的步子，他举起两根手指向每个人致敬，然后匆匆忙忙走到厕所和厨房之间的污水槽边去。擦脸时他迅速查看一下吃的东西，若看见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