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病历。我衷心希望自己能鼓足勇气去拜访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找个好人，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见到留山羊胡子、穿常礼服的奸滑小人，比如你的朋友鲍里斯。你怎么能容忍这些家伙呢？他们不叫你厌烦吗？我注意到你跟谁都讲话，你根本不在乎。也许你做得对，我也希望自己别他妈的这么挑剔。

    可是那伙在大教堂附近荡来荡去的脏兮兮的小犹太佬真叫人讨厌，他们说起话来同教科书一个味儿。如果我能天天跟你谈一阵也许心里会轻松一些，你很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我怎么样，不过你有耐心，也没有什么理论去探讨，我猜你准是事后把这些都记在你那本笔记上了。听着，我不在乎你说我什么，可是别把我写成一个追逐女色的人--那样就太简单了。有朝一日我要写一本关于我自己。关于我的思想的书，我指的不仅仅是一份内省分析……我是说我要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把所有内脏都摆出来让人看……每一件东西。以前有人这样做过吗？你在笑什么？我讲得太天真了？”

    我笑是因为每回一谈到这本他有朝一日要写的书，事情就显得有点儿滑稽了。只要他一说“我的书”，整个世界立即便缩小到范诺登和他的公司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这本书一定要绝对用自己的观点写成，一定要绝对十全十美，这便是他不可能着手开始写的原因之一。一旦有了一个想法他便提出疑问，他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这个，或者哈姆森写过，或是别的什么人写过。“我并不是说我要写得比他们好，不过我想与他们有所不同。”他解释道。于是他不去写自己的书，却一个个作家挨着往下读，以便确实弄清他不会踩到这些作家的私人领地上。书读得越多他便越瞧不起别人，这些作家没有一个能令他满意，没有一个达到他为自己规定的那种十全十美的境地。他常常会全然忘记自己连一章也没有写完，却严然以屈尊的态度谈论这些作家，仿佛署着他大名的书已摆满了一书架，而且这些书都是广为人知的，因而再提到书名也显得多余了。他从来没有公开撒谎，不过那些被他硬拉住听他宣讲他的独到哲学和批评观、听他发牢骚的人显然都想当然地以为在夸夸其谈的言辞后面立着一大堆大部头著作。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傻呼呼的处女，他是以给她们念自己的诗的借口把这些女孩子哄骗到房间里来的，另一个更妙的借口便是要征求她们的意见。他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或是不好意思便把草草写着几行诗的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拿给她们看--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首新诗的枝干部分--然后他便摆出十分严肃的架势要她们诚实地发表意见。通常她们什么评论性意见也说不出来，因为这几行诗毫无意义，她们看后完全摸不着头脑。于是范诺登便抓住这个机会向她们讲解他的艺术观，不用说，这套观点全是他为了应景胡编乱造出来的。

    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后来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从埃兹拉·庞德的诗到上床间的过渡变得又简单又自然，像从乐曲的一个调转为另一个调。事实上，如果过渡实现不了便会造成不和谐，当范诺登对付他称之为“容易上钩的女人”的傻娘儿们时一出错便会造成这种不和谐。自然，尽管生来便是这样一个人，他一提起那些致命的判断错误仍不免犹犹豫豫。不过一旦开始谈起一个这类错误他便十分坦诚，其实一讲起自己做的蠢事他还能反常地从中得到几分乐趣呢。比如说，有一个女人，他追求这个女人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在巴黎。这是同他保持真诚友好关系的唯一一个异性，他们不仅都喜欢对方，还相互理解。起初我觉得他若真能把这个女人弄到手，问题也就解决了。促成他们成功结合的一切因素都有了--只是缺少最基本的。贝西为人处事几乎同范诺登一样乖张。对于把自己献给某个男人，贝西丝毫不感兴趣，正如她对于餐后甜点心不感兴趣一样。她通常会自己挑出选中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