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随军牧师便开始在心里起了疑惑，世间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上帝，他怎么能肯定呢，身为美国军队中的一名浸礼教牧师，即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处境就够艰难的了；若再没了信仰，那境况就几乎无法容忍了。

    那些大嗓门的人总让他感到害怕。像卡思卡特上校那样无所畏惧、敢做敢为的人总让他感到自己孤立无助，形单影只。在军中，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像个局外人似的。官兵们在在他面前总不及在别的官兵面前那么自在；连其他的牧师对他也不如他们彼此之间那么友好。在一个以成功为唯一美德的世界里，他自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一名教士应当镇定自若，且能随机应变。他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缺乏教士应具备的这种基本素质，而其他教派的那些同僚就因为具有这两点而干得相当出色。他生就没有胜过别人的本领。他认为自己丑陋不堪，没有一天不想立即回家去与妻子团聚。

    其实，牧师的长相几乎是英俊的。他有一张讨人喜爱而又显得十分敏感的脸，像沙岩一样苍白、脆弱。他的思想相当开放。

    也许，他真的是华盛顿·欧文。也许在一些信件上他一直都签的是华盛顿·欧文的姓名，尽管对此他一无所知。他知道，在医学史上，这种记忆错误是很常见的。他也明白，要想真正将什么事情都弄清楚是办不到的，甚至连为什么办不到也是无法知晓的。他清楚地记得——或者说他有印象清楚地记得——他见到约塞连时的那种感觉；他觉得在他第一次看到约塞连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之前，就已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记得，大约两周以后当约塞连再次出现在他的帐篷，要求免除他的战斗任务时，他产生了同样的不安的感觉。当然，在此之前牧师已的确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就是在那间临时的、非正规的病房里。那个病房里的每个病人看上去都为怠工而来，只有一名不幸的病人除外。那人浑身上下敷着石膏，绑着绷带。一天人们发现他就这么死了，嘴里还含着温度计。但是在牧师的印象中，在此之前他就在某个更为重大、更为神秘的场合见过约塞连。那次有意义的会面是在某个遥远的、为时间的烟尘所淹没的、甚至是在纯属超现实的时代里发生的；而那次，他也曾同样命中注定地承认：他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可帮助约塞连。

    这样的疑虑一刻不停地折磨着牧师那瘦削、多病的躯体。世上有没有哪怕是一种真正的信仰，或者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有多少天使能够在一根大头针的针尖上跳舞？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前的那段漫长岁月里究竟在忙活些啥？如果没有其他的什么人需要防范，那有何必要在该隐的前额打上个保护的印记呢？亚当和夏娃真的生过女儿吗？这些就是一直不断地折磨着他的重大而又复杂的本体论问题，然而，在他看来，这些问题从来就不及善良和礼貌等问题来得重要。那些怀疑论者在认识论方面进退维谷的困境让他急得冒汗，他不能接受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可又不情愿将问题视为无法解释而不予理会。他从来都是处在痛苦之中，可又一直心怀希望。

    那天约塞连坐在他的帐篷里，手里捧着一瓶热乎乎的可口可乐。这可乐是牧师为了安慰他才给他的。牧师犹豫不决地问道：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你明明知道你是第一次碰到某一情形，但你却感到你过去好像经历过它？”约塞连敷衍地点了点头。牧师的呼吸由于急切的期待而变得急促起来，因为他准备让自己的意志与约塞连的联合起来，同心协力，最终揭开像巨大的黑幕一样笼罩在人类生存之上的永恒奥秘。

    约塞连摇了摇头，接着解释说，所谓dejavu不过是两根共同活动的感觉神经中枢——他们通常是同时起作用的——在瞬间产生的极细微的时间差。他的话牧师几乎没听进去。他感到很失望，但他不愿相信约塞连的话，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