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我说，在那个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发抑郁症，其特点不是真正的胡言乱语，而是在一些第三者面前大声地吐露真情，他此刻忘记了他们在场或他们的严厉，他吐露的又是自己平时隐瞒的看法，如他的亲德。在战争结束后，他长期埋怨德国人的失败，因为他把自己看作德国人的一员，并自豪地说：“然而，我们不进行报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最能吃苦耐劳的是我们，组织得最好的也是我们。”或者他吐露真情带有另一种基调，他就狂怒地大声说道：“X勋爵或某某亲王别来重复他们昨天说过的话，因为我竭力克制自己，不会对他们回答道：‘你们十分清楚，你们的处境至少不比我好。’”这里无须补充，当德·夏吕斯先生在人们所说的思想不大集中的时刻，吐露出亲德言论或其他真情时，在场的熟人，不管是絮比安还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通常都会打断那些轻率的话语，并在那些比较疏远、口风又不紧的第三者面前，对这些话作出牵强而又体面的解释。“啊，天哪！”絮比安大声说道，“我不想让我们分开很有道理，你看，他已经设法和一个当园丁的小伙子谈上了。再见，先生，我最好还是离开您一刻也不让我的病人独自呆在那儿，他现在可是个大孩子。”

    我在离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不远的地方又下了车，再次开始想起前一天我在以法国最美的农村之一著称的地方，试图把树木上明暗之间的分界线记录下来的那种厌倦和烦恼。当然，我从中得出的有关智力的结论今天并没有使我感到同样的痛苦。这些结论依然不变，但是，每当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习惯，在另一个时间外出，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就会感到一种强烈的乐趣。我今天感到，这种乐趣纯粹是一种无聊的乐趣，即去德·盖尔芒特夫人府邸参加下午聚会的乐趣。但是，既然我现在知道自己只能得到无聊的乐趣，又何必把它们拒之门外呢？我心里又想，我在试图作出这种描写时，对虽不是有才能的唯一标准，却是有才能的首要标准的热情，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我现在试图从我的记忆中取出其他的“快镜照片”，特别是它在威尼斯摄取的快镜照片，但只是这个词把它变得象摄影展览会那样乏味；我现在要描写我过去看到的东西，我昨天也以细腻而忧郁的目光观察事物，并想在当时就把它们描绘出来，但我感到我的鉴赏力和才能同昨天相比并没有增长。片刻之后，我好久没有看到过的许多朋友也许会要求我不再这样离群索居，和他们一起消磨时光。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们的要求，因为我现在有证据表明，我不再有任何用处，文学也不能再给我带来任何乐趣，这也许是我的过错，因为我才能太小，也许是它的过错，如果它带有的实在性确实比我过去认为的要少的话。

    我想到贝戈特曾对我说：“您有病，但人们不必可怜您，因为您有灵魂的乐趣”，他对我的看法是多么错误！在这种不出成果的清醒之中，乐趣又是如此之少！我甚至要补充说，如果说我有时有一些（并非是智力的）乐趣，我总是为一个不同的女人来耗费它们；因此如果命运让我多活一百年，而且不带残疾，它也只是在一个纵向的生命中增添连续延长的部分，而人们甚至看不出再延长这种生命有何意义，更何况还要延长其存在的时间。至于“智力的乐趣”，我是否能这样来称呼我敏锐的目光或我正确的推理毫无任何乐趣地得到的，仍然是不出成果的那些冷漠的观察呢？

    然而有时，恰恰就在我们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一线生机豁然出现；我们敲遍一扇扇并不通往任何地方的门扉，唯一可以进身的那扇门，找上一百年都可能徒劳无功，却被我们于无意间撞上、打开了。我怀着刚才说的绵绵愁思，走进盖尔芒特公馆的大院，由于我心不在焉，竟没有看到迎面驶来的车辆，电车司机一声吼叫，我刚来得及急急让过一边，我连连后退，以至止不住撞到那些凿得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