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

    他在那最后的时刻想必十分美。在这一生之中，他即使是坐着，即使是在一个客厅里走路，也仿佛总是怀着冲锋的激情，并用微笑来掩盖他那三角形头脑中百折不回的毅力，最后他进行了冲锋。封建领主古堡的墙角塔，里面的书被搬走之后，又用来打仗。这位盖尔芒特死去时更象他自己，或者确切地说更象他家族的成员，他曾同这个家族融为一体，在这个家族中他只是一位盖尔芒特，就象在贡布雷的圣伊莱尔教堂中为他举行的葬礼中象征性地看到的那样，教堂里全都张挂着黑幔，而在闭合的花圈下，没有名字和爵位的开头字母，只有盖尔芒特的G以红色显现出来，因为他通过死又变为盖尔芒特。

    这个葬礼并没有立即举行，但葬礼之前，我就写信给希尔贝特。我也许应该给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写封信，但我心里在想，她对罗贝尔之死会无动于衷，就象我看到她对其他许多看来同她的生活有着十分密切联系的人们的死表现出无动于衷一样，我又想，她具有盖尔芒特家族的性格，也许甚至会竭力表明，她并不迷信血统关系。我当时过于难过，所以不能写信给所有的人。我过去认为，她和罗贝尔在相爱，即社交界人士所说的那种相爱，也就是说，他们相互倾诉他们当时感到的温情柔意。但是在远离她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说她愚蠢，如果说她有时感到一种想见到他的自私乐趣的话，我却看到她无法使出最小的劲儿，无法稍微使用自己的一点影响来帮他一个忙，甚至使他免遭不幸。罗贝尔重返摩洛哥时，她不愿把他推荐给德·圣约瑟夫将军，她对他表现的这种恶意证明，她在他结婚时表示的忠心，只是一种不花她一点力气的报答。因此，我十分惊讶地获悉，由于罗贝尔被打死时她身体不适，人们认为不得不在好几天时间里，以最最虚假的理由作为借口，把那些可能使她获悉这一噩耗的报纸通通藏起来，以便使她不至于因此受到打击。但是，我更加惊讶的是，我获悉在人们最终只得向她说出真相之后，公爵夫人哭了一整天，又病倒了，并且花了很长时间——有一个多星期，这在她来说是很长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当我得知这种痛苦时，我被感动了。这种痛苦使所有的人都会说，我也会肯定地说，在他们之间曾有过深厚的友谊。但是，当我想起这种友谊包含着这么多恶言中伤，为朋友帮忙又如此缺乏诚意时，我心里就想，社交界的这种深厚友谊实在算不了什么。

    此外，在不久之后，在一个历史上更为重要的情况下，不过这种情况并不能使我的心更受感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表现更能博得别人的好感。大家还记得，她在当姑娘时，曾对俄国皇室说过许多大胆放肆的话，在出嫁之后，也一直毫无拘束地同他们谈话，这种无拘无束，有时被人指责为不知轻重。在俄国革命之后，也许只有她一人对那些大公夫人和大公表现出无限的忠心。她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一年，曾使符拉季米尔大公夫人非常恼火，因为她总是把保罗大公平民出身的妻子霍亨费尔森伯爵夫人称为“保罗大公夫人”。尽管俄国革命没有真正爆发，我们在彼得堡的大使巴莱奥洛格先生（在外交界是“巴莱奥”，外交界和社交界一样，有着自以为风趣的缩略语），还是不断收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发来的电报，因为公爵夫人想得到玛丽·帕夫洛芙娜女大公的消息。在很长时间里，这位公主不断得到的同情和尊敬的唯一表示，只是来自德·盖尔芒特夫人一人。

    圣卢如果说不是因为他的死，至少是由于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里所做的事，引起的悲伤比公爵夫人的悲伤还要大。其实，在我看到他的那个晚上的第二天，即男爵对莫雷尔说“我是要报仇的”之后过了两天，圣卢为找到莫雷尔而进行的活动有了结果，就是说他活动的结果是莫雷尔应该服役的那个部队的将军得知莫雷尔是逃兵，就派人寻找并逮捕了莫雷尔，将军为了对圣卢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