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1945）说普鲁斯特是“奇怪的孩子”，“他有一个成人所具有的人生经验，和一个十岁儿童的心灵。”

    一个深于世故的人可以成为事业家，政治家，可是成不了真正的艺术家。哪怕老态龙钟的艺术家，往往也保持着一颗比较天真的心，甚至带几分稚气。普鲁斯特就是这类人。在他晚年，离去世不久的日子里，他还津津有味回想在贡布雷的别墅中，早晨起来喝一杯泡着“玛德莱娜”①的热茶，使他尝到毕生难忘的美味。这种对往事亲切而多情的回味，是他创作《似水年华》的主要线索。这种情趣，读者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是找不到的。评论家把《似水年华》和《人间喜剧》相比，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人物众多，主要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等等。但是《似水年华》和《人间喜剧》之间有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巴尔扎克着重于从事物的外部现象观察世界、描写世界；普鲁斯特则刻意突出内部世界，增加小说的画面的深度与立体感。这两位天才小说家表现客观现实世界的目的是一致的，然而他们观察与描写的角度往往不同。仅就这一点，《似水年华》与《人间喜剧》相比，显出早期的现代派艺术倾向，使《似水年华》成为二十世纪小说的先驱，与十九世纪小说的典型特点有很明显的分歧。

    《似水年华》另一个艺术特点是“我”与“非我”的界限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普鲁斯特曾经给友人写信时说：“我决定写这样一部小说，这小说中有一位‘先生’，他到处自称‘我’，我如何如何……”这位“先生”就是作者自己，这是无疑的。这么说，《似水年华》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吗？不完全是。小说贡彻始终的线索是“我”，但作者常常把“我”放在一边，用很长的篇幅写别人。正如哲学家阿兰指出，《似水年华》的作者要写“此物”时，必先写“彼物”对“此物”的反映。世界上没有不是彼此联系着的事物。没有绝对的“有我”，也没有绝对的“无我”。在这里，又可以指出《似水年华”的艺术手法与《人间喜剧》不同之处。巴尔扎克着重写“物”，这是众所周知的。巴尔扎克把作为他叙述故事的“物”的背景描写得仔细周全，凡是小说人物的住屋、屋子里的木器家具、人物的财产、现金帐目等等，巨细无遗，令人叹绝。可是巴尔扎克从来不写自然的背景，不写山水草木；也不写活的背景，也就是说，不写小说主人翁周围的其他活人。好象他心目中只有高老头、葛朗代等主要人物，把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得非常深刻、生动。至于次要的人物，往往一笔带过，决不多费笔罢。其实巴尔扎克心中只有一个“钱”字。他写“物”也为了写“钱”，通过对房屋家具的描写，说明这些东西大概值多少钱，因此可以估计出有关人物的财产情况。普鲁斯特和巴尔扎克完全不同。《似水年华》主要写人，写小说中的主角，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写作为陪衬的人物，而有时写得很仔细，比方他写家中的老女仆弗朗索瓦丝，一个农村出身的朴实妇女，头脑中充满农民的成见与迷信。这位老女仆在主人家已经服务了多年，主仆之间建立了感情关系。女主人很信赖她，喜欢她，往往拿弗朗索瓦丝的农民思想，天真和迷信的言论开玩笑，增加了小说的人情味。普鲁斯特有时也描写居室和室内的陈设，但都是一笔带过，简略而不烦琐；有时也写居室外面的庭园，甚至大门外的街巷，以及郊外的田野山川。这一切，都增加小说的人间气息，反映小说中的“我”的艺术家性格，诗人的敏感，以及他对生活的热爱。这一切可能使我国读者联想起曹雪芹不但精心描写了大观园中的主要人物，十二金钗，也写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丫环，同时也以诗人之笔描写了大观园中的亭台楼阁，曲水回廊，琼林玉树，使人感到亲切浓郁的人间气息。《似水年华》第五卷《女囚》中，作者不惜大费笔墨，详细描写巴黎闹市上的各种声音，这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