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担；他那方面并没这种情分，只是勉强容忍她的。看到她无微不至的忠诚，他极其感动，知道她是最可靠的朋友，只有她拿他当作自己的性命一样。但这种心理，他就难以忍受。他需要自由，需要孤独；她时常用眼神哀求他瞧她一眼，他却觉得厌烦透了，对她恶声相向，恨不得和她说：“去你的罢！”她的丑陋和急促的举动惹他生气。尽管他很少认识上流社会，同时还轻视上流社会，——（因为相形之下，他显得更丑更可笑了），——骨子里却喜欢高雅，喜欢那个社会里的女子；不料她们对他的心情正和他对那个女朋友的心情一样。他勉强和她表示好感，心里可并没有这个好感，或者是常常不由自主要爆发出来的恨意把他的好感掩没了。他毫无办法。他有一颗慈悲的心，竭力想对人好；同时身上又有一个强暴的魔鬼，拚命想损害人家。这种内心的冲突，和他明知道冲突的结果对自己有弊无利的感觉，使他暗中恼怒；这怒意发作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就得受到无妄之灾了。

    爱麦虞限不由自主的对克利斯朵夫有两种反感：一种是他从前的嫉妒遗留下来的（那些童年的偏见，即使原因早已忘了，仍旧有它的作用）；一种是由激烈的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他把上一代的优秀人士所想象的关于正义、怜悯、博爱的美梦，全部寄托在法兰西身上。他并不认为法兰西和欧洲其余的民族处于敌对地位，靠着别国的衰微而繁荣的；他是把自己的民族放在别的民族的行列前面，仿佛一个正统的王后为了大家的福利而统治，——为理想作卫士，替人类作向导。他宁可法国灭亡而不愿意它犯一桩蹂躏正义的罪行。但他决不怀疑它有这种事。他的心胸，他的修养，都证明他彻头彻尾是个法国人，单靠法国传统做养料的；而在他的本能里面，他就能找到法国传统的深刻的意义。他老老实实否认外国的思想，对它抱着轻蔑的态度，——倘若外国人不肯接受这种屈辱的待遇，他的轻蔑就一变而为恼怒。

    这一切，克利斯朵夫都看得挺明白；但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人生的教训受得多了，他决不因之而不愉快。虽则这种民族的骄傲使人很难堪，克利斯朵夫却并没受到伤害，认为那是爱国心促成的幻象。神圣的感情即使过火，他也不想加以指摘。并且所有的民族都自命不凡的相信自己的使命，那对整个人类也有好处。他和爱麦虞限格格不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使他真正难过的只有一点，便是爱麦虞限有时把嗓子逼得太尖，使克利斯朵夫的耳朵大为受罪，甚至脸都抽搐了。他想法不让爱麦虞限觉察，努力教自己只听音乐，不听那乐起。残废的诗人常常提到为别的胜利作前驱的精神的胜利，提到征服天空，提到那个把民众煽动起来的“飞翔的上帝”，象伯利恒的明星①一般引着他们如醉若狂的扑向无垠的空间，或走向未来世界……那时可怜的驼子脸上就显出了悲壮的美。但在这些庄严的境界中间，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了危险：这冲锋陷阵的步子，和这个新《马赛曲》的越来越响亮的歌声，将来会把民众带到什么路上去，克利斯朵夫已经预感到了。他带着点讥讽的心情想着（可并没有对于过去的惆怅和对于将来的恐惧），这些诗歌将要产生出诗人意想不到的后果，早晚有一天，人们会不胜感慨的追念以往的“节场”时代……那时大家才多么自由！真是自由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新时代，有的是力，健康，强毅的行动，也许还有光荣；但同时你得守着严格的纪律，不能越出狭窄的范围。我们不是一心一意期望这个铁的时代，古典的时代吗？伟大的古典时代，——路易十四或拿破仑，从远处看来都是人类的高峰；也许民族在那个时代把它国家的理想实现得最完满了。可是你去问问当时的那些英雄作何感想。你们的尼古拉·波生跑到罗马去过了一辈子，死也死在那里；他在你②们家里透不过气来。你们的巴斯加，你们的拉辛，都向社会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