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孩子！她是你妈妈么，小女公民？”

    “我要回答是的么，妈妈？”小露西靠近她，低声问。

    “回答是的，乖乖。”

    “是的，公民。”

    “啊！不过，这可没有我的事。我的事是锯木头。看见我的锯子了么？我把它叫作我的断头台。啦，啦，啦；啦，啦，啦！他的脑袋掉下来了！”

    他说着话，木柴掉了下来，他把它扔到篮子里。

    “我把我自己叫作木柴断头台的参孙。又看这儿！噜，噜，噜；噜，噜，噜！这个女人的脑袋掉下来了！现在，是个小孩。唧咕，唧咕；噼咕，噼咕！小孩脑袋也掉下来了。满门抄斩！”

    他又把两段木柴扔进篮子，露西打了个寒颤。要想在锯木工工作时到那儿去而不被他看见，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为了取得他的好感，她总是先跟他说话，还常常给他点酒钱，他也立即收下。

    这人好管闲事，有时在她凝望着监狱的屋顶和铁窗、心儿飞向丈夫而忘了那人时，她会立即回过神来，却见那人一条腿跪在长凳上望着她，手中忘了拉锯。“可这不关我的事!”那时他又往往说，马上又拉起锯来。

    无论在什么天气——在冬天的霜雪里，春天的寒风里，夏天炙热的阳光里，秋天绵绵的细雨里，然后又是冬天的霜雪里，露西每天都要在这里度过两小时，每天离开时都要亲吻监狱的墙壁。她去六次，她的丈夫也许能看到她一次（她的父亲这样告诉她），有时也可能连续两天都能看到，有时也可能一两个礼拜都看不到。只要他有机会看见她，而且碰巧果然看见那一种可能性她情愿一周七天，每天去站一整天。

    这样的活动又把她带到了十二月，她的父亲仍然在恐怖之中昂首阔步地走着。一个微雪的下午，她来到她总要去的角落。那是一个疯狂的喜庆日子。她来时见到房屋点缀了刺刀，刺刀顶上点缀了红便帽，屋上还挂着三色彩带，还有标准的口号（字母也常用三个颜色书写）：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

    锯木工那可怜的铺面太小，整个门面也塞不下这条标语。不过他还是找了个人给他歪歪扭扭涂上了，写到“死亡”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他在屋顶插了枪和便帽，那是好公民必办的事。他还把锯子摆在一个窗户里，标上“小圣徒断头台”，那时那伟大锋利的女性正受到普遍的崇敬。劈柴店关了门，主人也不在，露西一个人。她松了一口气。

    但是那人离得并不远，因为她马上就听见一阵骚动和一阵叫喊传来，心里不禁充满了恐惧。顷刻间，一大群人从监狱墙角转出，锯木工也在其中，他跟复仇女神手牵着手。他们的人数不少于五百，可跳起舞来倒像有五千个妖魔鬼怪。除了自己的歌声他们别无音乐，只能踏着流行的革命歌曲的节拍跳着，节拍踏得很凶狠，仿佛是统一了步调在咬牙切齿。男人跟女人跳，女人跟女人跳，男人跟男人跳，碰见谁就跟谁跳。最初，他们只不过是一片粗糙的红便帽和粗糙的破毛料的风暴，但到他们挤满了那地方、停止了前进在露西身边跳的时候，便变成了一片发着呓语的疯狂可怖的幢幢鬼影。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彼此叭叭地击掌，彼此揪抓着脑袋，单人旋转，双人旋转，直转到有的人跌倒在地。这时没有倒下的又手拉手围成圈子旋转，圈子破了，又捉对儿旋转，四个人旋转，直转到突然停步。于是重新开始，又是击掌，又是揪脑袋，又是拉手，扯来扯去，反方向旋转，再牵成大圈反方向旋转。突然站住，稍停，重新踏起节拍，排成街道一样宽的长排，低下头，举起手，尖叫着向前飞扑。就是厮杀也不及这种舞蹈的一半可怖。这是一种堕落得无以复加的游戏。当初原很纯洁，后来却具有了这种鬼魅的形象。一种健康的娱乐变作了促使血液狂奔、知觉混乱、心肠狠毒的手段。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