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上海《城市导报》记者黄准新问

    问：您的《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被有的传媒称之为“秦学”，又作为“作家加盟‘红学’”的一个范例。您本人是怎么看待的？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学者化是不是一种必然？

    答：我自十多年前，就从秦可卿这个人物入手，对进行研究。我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探佚的范畴。我的主要成果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女儿，也就是在乾隆四年发生的“弘皙逆案”的主谋弘皙的妹妹。“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所说的“三春”不是指三个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个春天，那是曹家熬过雍正朝的寒冬后中兴复苏的三年好日子，从十八回后半至五十三回就浓墨重彩地写了乾隆元年的事情，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写的“乾二”，七十回到八十回都写的“乾三”；但没想到这三年过去即卷入了“弘皙逆案”，导致了“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毁灭。所佚的八十回后的，所写的应该就是“乾四”后“树倒猢狲散”的局面，而绝不会是高鹗所续的那一套。我新出的《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集中体现出了“秦学”研究的成果。至于“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学者化”一类的问题，不在我思考的范畴中。我研究并不是想把自己“化”为“学者”，我以为“红学”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什么机构或哪个“专家”“权威”可以垄断的。没有“作家”“学者”头衔的人，只要有心得，在“红学”领域都有天赋的发言权。

    问：您的探佚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的悲剧人物秦可卿是哀艳的，您写她，包括写贾珍，文笔都很人性化，可不可以这样说：“命运和人性”是您这作品的主题？您说您写的是“学术小说”，写小说和做学问会不会成为一种矛盾？

    答：命运和人性，确实是我小说创作最关注的东西，也不独是写“‘红学’探佚小说”如此。“学术小说”应该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独特品种，它与一般的虚构小说是有区别的，我的《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都严格地做到：人物、情节、细节或者有前八十回的正文依据，或有脂砚斋批语的依据，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论文的成果为依据，本来应该在小说后列注一一指明，考虑到对一般读者来说会觉得烦琐，影响顺畅阅读，才没附详注，但都在后面有概括的说明。对于我来说，写小说和研“红”不仅没有什么龃龉之处，倒有鱼游春水之乐。

    问：可不可以结合您的经历谈谈对您的影响？

    答：我这人其实是很孤僻的。内心很丰富，但不擅为人处世。但人在社会中，尤其是处于当代中国社会，个体生命无法也不应该完全脱离他人、群体与社会，所以，一方面要适应社会，尽量使自己对社会有益，另一方面则要努力地守住自我，寻求生存的诗意。我从少年时代就接触，读了几十年，不敢说已经读懂、读通，但我觉得一进入曹雪芹前八十回（严格来说是一至七十八回，更严格地说，去掉可疑的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是七十六回）的文本，心灵就获得极大的慰藉。把简单地看成是一部“反封建的爱情小说”是不对的，它其实是一部写个体生命在时代、社会、家族、他人的错综纠葛中，如何执拗地追求诗意生存的伟著。全书笼罩在“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日”“月”两个政治利益集团大决战前夕的政治阴霾里，贾宝玉的被笞，其实质是“日”集团的忠顺王与“月”集团的北静王的对抗，折射到了对蒋玉菡的争夺，证据显示在茜香罗上，这影响到贾政的政治前途和整个家族的安危，惊心动魄，生死交关，贾宝玉对此也不是浑噩无知，但他却还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体现在青春女性和灵性男子身上的诗意美。远离名利场，亲近自然美，这是我目前得到启发后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问：在您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