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报社把一些工作交给了我们，”赫肯斯汀说，“起初，我们让柬埔寨员工把1873年至1899年的新闻录入到计算机里，那些新闻正好是关于哈佛与耶鲁进行赛艇比赛的报道。”后来，当我们录入到1969年至1971年的时候，柬埔寨战争爆发，这些人开始敲打着自己的故事……缩微胶片上所有《红色哈佛》的内容被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专业公司转化为数字影像，随后数字影像按照FtP 文件传送协议被传送到柬埔寨，再由工作人员文字录入。现在，你可以登下载这些过去的报道。柬埔寨的打字员不必非得懂英语，他只需要学会如何输入英文字母即可；他们工作时两人一组，每一组输入相同的内容，然后计算机通过程序比较两个人录入的内容是否一致，以确保没有错误。

    赫肯斯汀说，柬埔寨每人年平均收入为300 美元多一点，而他雇佣的打字员每天工作6 小时，月薪75美元，是柬埔寨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此外，每一个打字员可以获得奖学金，以便在工作之余能够到学校读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完成高中的学业，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有机会上大学。

    “我们的目标是打破那里的恶性循环，年轻人为了早日养家而辍学，但是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使他难以谋生，从而更加贫穷，”赫肯斯汀说，“我们尝试着在把工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事对社会尽到自己的责任，并在这方面做个带头人。

    与我们合作的那些美国公司不仅仅是为了节省成本，他们完全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投资。实际上，这些公司是想为世界上的一些贫困人口创造更好的生活。“

    4 年以后，Digital Divide Data 的工作间扩展到柬埔寨第二大城市马德望和老挝的万象，雇员增加到170 人。赫肯斯汀说，“最开始，我们把金边的两名经理人送到印度接收数据录入培训，当我们把工作扩展到老挝时，被雇佣的老挝的经理人就可以在金边接受培训了。”

    事情一旦开始，便会沿着它内在的趋势向着各个可能的方向发展。除了《红色哈佛》，公司另一个最大的客户是许多非政府组织，他们需要把其所做的关于健康、家庭或工作情况的调查数据数字化。于是第一批被雇佣的一些柬埔寨打字员离开了Digital Divide Data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为那些做调查的非政府组织设计数据库。为什么？因为当这些工人为Digital Divide Data 工作时，他们不断地接到非政府组织对资料数字化的需求。然而，由于这些组织没有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没有把他们的资料进行标准化处理，所以工人们无法高效地完成录入任务。于是工人们意识到，如果移动到这项工作的上游，它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报酬，为非政府组织收集的资料设计标准化格式。标准化格式使调查资料更加容易被数字化，录入成本相应降低，同时还便于在录入时进行校对和操作。这些工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并把业务做到了柬埔寨之外。

    赫肯斯汀说，在柬埔寨所做的工作没有一件来自美国。这种基本的数据录入工作在很久以前曾被转移到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区，也许还有别的地区，但肯定不包括柬埔寨。目前柬埔寨所做的工作是从上述地区再次转移过来的。对柬埔寨而言，所有这些变化仅仅发生在最近两年，放在10年前，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赫肯斯汀说，“我的合伙人是个柬埔寨人，”“他叫索皮，一直生活在泰柬边境的难民营里，直到1992年，当时我在哈佛上大学，我们天各一方。当联合国在柬埔寨促成和平协议后，索皮用了10天时间走回了自己的村庄。现在，他生活在金边，管理着Digital Divide Data 的工作间。”赫肯斯汀说他们每天晚上通过在线即时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