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今天七岁，他的生日礼物是一只新棒球。他用两只手轮流捏着棒球，感到双臂充满了力量。他想象自己是Cracker Jack棒球收藏卡上的一个英雄，或许是伟大的投球手沃尔特·约翰逊。

    “看这儿，扔过来，”他哥哥乔说。

    他们正在游艺场里跑着，他们经过了一个游戏亭，如果你能击倒三个绿瓶子的话，你就可以赢一个椰子外加吸管。

    “快扔呀，爱迪，”乔说道。“别自己霸着。”

    爱迪停下脚步，想象自己在一个体育场里。他将球扔了出去。他哥哥双肘一夹，赶紧弯下腰去。

    “太重啦！”乔叫道。

    “是我的球！”爱迪尖叫着。“你该死，乔。”

    爱迪望着棒球咚咚响地滚下海滨走道，从一个柱子上弹回来，落在杂耍团帐篷后面的一小块空地上。他跑去找球。乔跟随其后。他们趴到地上。

    “你看到了吗？”爱迪说。

    “没——有。”

    一个沉闷的声音打断了他们。帐篷的一角掀开了。爱迪和乔抬起头来。一个奇胖无比的女人和一个浑身长满红毛的赤膊男人站在他们面前。怪异表演团里的怪人。

    两个孩子怔住了。

    “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孩子在这后面干什么呢？”红毛人咧嘴笑着说。“找麻烦？”

    乔嘴唇一抖，哭了起来。他跳起来，跑走了，两只胳膊还拼命地上下摆动着。爱迪也站起身来，然后，他看到了他的球，在一个锯木架子旁边。他眼睛盯着红毛人，慢慢地朝他的球挪动过去。

    “是我的球，”他嘟哝一句。他拾起球，跑去找他哥哥了。

    “你听着，先生，”爱迪粗声粗气地说，“我可没杀你，听到了吗？我甚至不认识你。”

    蓝皮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他笑了笑，好像要让他的客人轻松起来。爱迪依然站着，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势。

    “让我先来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吧，”蓝皮人说道。“我洗礼时被命名为约瑟夫·克韦奇克，是波兰一个小村庄里一个裁缝的儿子。我们1894年来到美国。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我的母亲抱着我，把我举到船舷栏杆外面。母亲抱着我在新世界的微风里晃荡，便成为我最初的童年记忆。

    “像大部分移民一样，我们没有钱。我们睡在我叔叔的厨房里的一张床垫上。我的父亲不得不在一家工厂里缝大衣纽扣，赚血汗钱。当我十岁的时候，父亲让我辍学，开始跟他一起干活儿。”

    爱迪望着蓝皮人的麻子脸，薄嘴唇和松松垮垮的胸脯。他告诉我这些干什么？他心想。

    “我天生是一个胆怯的孩子，车间里的吵闹使一切雪上加霜。我的年龄还太小，不该跟那些整天满口粗话、叫苦连天的人们待在一块。”

    “每次工头走过来，我的父亲都会告诉我，‘低下头。别让他注意到你。’但是，有一次，我绊了一跤，碰落一袋纽扣，撒了一地。工头大骂我没用，一个没用的孩子，必须离开。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情形，我父亲像街上的乞丐一样苦苦哀求，工头用手背抹着鼻涕，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我感到心中一阵绞痛。然后，我觉得腿上湿漉漉的。我低头看去。工头指着我尿湿的裤子，大笑起来，其他工人也跟着哄笑起来。

    “打那以后，我父亲拒绝跟我讲话。他觉得我给他带来了耻辱，在他的世界里，我想，我是给他带来了耻辱。但是，做父亲的，是可以毁掉自己的儿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打那以后，我被毁了。我是一个胆怯的孩子，长大一点之后，我是一个胆怯的年轻人。最糟糕的是，我晚上还尿床。早晨起来，我偷偷地把尿湿的被单拿到水池里浸上。一天早晨，我抬起头来，看到了我的父亲。他望了一眼脏被单，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