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质明，正北面而拜。（钱时《慈湖先生行状》）

    如王守仁是：

    （8）孝宗弘治五年，二十一岁，“始侍龙山公（其父王华）于京师，遍求考亭（朱子）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遭疾。”弘治十一年，二十七岁，“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

    ‘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武宗正德三年，三十七岁，“春至龙场。……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文成公全集》附《年谱》）

    “忽觉此心澄然”，“忽中夜大悟”，是禅家的顿悟，不是孔门的“学而时习之”，“不知老之将至”。尤其王守仁，悟之前还有长时间的不契，这心的旅程，与禅门的修持经历简直是一模一样。

    13．3诗学

    道和禅拉上关系，很自然，因为戴天履地，由生趋死，都想问个究竟，不甘于不识不知；而且，不管是中年逐鹿，还是临去结缨，都想明道全身，心安理得。这用现在的话说，两家是同路人，虽然各有心事，某时某地，借借火，甚至搭一段车，总是理所当然的。诗和禅的关系就不是这样。大分别是对于“情”的态度。诗要情多，最好是至于痴。“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诗，精神是执着而难割难舍。禅对于世间事，是必须没有执，必须能舍。舍，要忘情，要无情；如果痴，那就只好跑出山门，不共住了。这是说，两家在这方面水火不相容，无法同路。但是天地间有些事就是怪，不能携手的竟携起手来：诗家用禅理讲诗，禅家借诗体表达禅意，唐宋以来竟成为司空见惯。自然，两家出入的量有显著区别，是诗家入多出少，禅家入少出多。

    这里只说诗家。诗家借禅说诗，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说严羽“只是以禅喻诗，而诸家则是以禅衡诗”，又说严羽已经说过“论诗如论禅”（《诗辨》四的释）。袁行需先生《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诗与禅》说得比较清楚，是：

    禅对诗的渗透，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另一方面是以禅喻诗。……以禅喻诗。这是传统的说法，比较笼统。细分起来，有以禅参诗、以禅衡诗和以禅论诗的区别。以禅参诗是用参禅的态度和方法去阅读欣赏诗歌作品。以禅衡诗是用禅家所谓大小乘、南北宗、正邪道的说法来品评诗歌的高低。以禅论诗则是用禅家的妙谛来论述作诗的奥妙。

    这三种，都是诗家借禅家的工具，以期把自己的家当修整得更精美。自然，对于诗，禅家的工具并不是都有用，诗家只是挑自己需要的。这可以化简些，说只是“诗作”和“作诗”两个方面的某种性质的进口设备。具体说，诗作方面取的是意境的“超凡”；作诗方面取的是入手的“妙悟”。先说超凡，两家有相通之处。诗所写是创造（取现实的丝缕重新编织）的意境，用来满足诸多渴想而难于在现实中获得的欲求。意境各式各样，其中一类是淡远，或说有出世间意，与禅境相似，而没有禅那样决绝。分别还是在于情的性质以及有无。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意境超凡，可是其中还蕴涵着对于闲适生活的淡淡的甚至不淡淡的爱。云峰志璿禅师“不知谁住原西寺，每日钟声送夕阳”也是意境超凡，但心境是随缘兼看破，不是恋恋。有淡淡的爱是“似禅境”，随缘而不恋恋是“真禅境”。似非真，可是无妨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以求越靠近，超凡的味道越浓。求味道浓，有若有意若无意的，如王维的有些诗作就是。时代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