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后，如《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说吴秀才“没甚么盘缠”，没、甚么和盘缠都是白话，文言里也不用。现代白话里大量的词，尤其新生的或新借的，如宏观、反馈之类，与文言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大家都清楚。再说句法方面的。同样的意思，白话用另一种说法，例证也是随处可见。如《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里有这样两句话：“都把孩儿们来与他教训”，“走将一个人入来”，都是文言句法里没有的。现代白话，如把字句，两个动词带一个宾语，用助词“得”引出补语，等等，也是文言里没有的。现代白话里还有不少译文，大部分异国气很重，那就与文言相隔更远了。此外，表示语气的办法，白话和文言的分别更加明显，这在前面2.3.3节已经谈到，不重复。

    其二是与作品有关的人群，阶层不同。这是就作者和读者说，与文言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上层的，与白话（现代白话例外）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下层的。原因很简单，是在旧时代人的眼里，文言和白话有雅俗之分，庙堂和士林要用雅的，引车卖浆者流只能用俗的。打开文献库藏看看，这项区别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文言典籍的作者十之九是这样那样的官；至于白话，以小说为例，早期的多是伎艺人所作，当然要成为无名氏，就是留名的，如罗贯中、施耐庵等等，也等于不见经传。甚至世家出身的曹雪芹也不例外，如果曹家不败落，或者他腾达了，成为尚书、侍郎之类的高官，也就写不出来了。至于读者，或扩大些说欣赏的人，阶层的区分也很明显。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陆游诗也有“满村听说蔡中郎”的句子，又，《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一类书曾记载瓦肆（也称瓦舍）伎艺人说书的情况，可见讲小说，地点限于村野和市场，“大雅君子”是不去听的。宋元以后，小说更加流行，士大夫中有些人由不理会进而变为厌恶。如清初周亮工著《书影》，开头记他父亲的家训式的著作《观宅四十吉祥相》，其中第一相是“案头无淫书”，下有小注说：“昔人谓黄鲁直作艳词，以邪言荡人心，其罪非止堕恶道。近日作小说人岂止艳词！非常报应，人人亲见之。案头如有片纸只字，当尽数焚却。坏心术，丧行止，皆此等书引诱。”这位周公没有大权，所以烧还限于自己家的案头，至于皇室，由顺治到同治，几乎历朝都下令禁止，烧全国的了。以上是说阶层方面有鸿沟。但这鸿沟又不是决不可逾越的，因为白话这个表情达意的工具，不只能够讲故事，而且能够讲哲理。这指的是语录，来源于和尚的讲禅机，宋明理学家学了去，用它讲性理，大和尚，理学家，当然都是上层人物。还有，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尤其到近代，上层人中也会有少数喜爱所谓俗文学，如俞樾修改，刘鹗写就是这样。

    其三是发展变化的迟速不同。前面谈文言，常常说到定形，意思是，某一时期这样，其后还是这样；即使有变化，也是零零星星的。白话没有这样的定形。原因很明显，是它要照口语写，口语变，它就不能不随着变。唐朝以前，我们几乎见不到纯粹的整篇的白话，可以不论。唐朝以后，宋元话本存世的还有一些，既纯粹，又整篇，可以作为那时期白话的代表。我们现在读它，与等比较，就会发现，韵味已经相差不少，如果与等比较，那就相差更多。文言变化慢，是因为不只可以用旧的，而且乐得用旧的，如冠礼是早已不行了，明清人用文言写，表示成年，还要说弱冠或已冠，不这样就像是不够典雅。白话基本上不能这样照抄旧的，如“须——”，“——则个”等说法，话本里随处可见，里不沿用，里当然更不能用。专就这一点说，白话比文言个性强，不同的时期总是有不同的面目。其四，文言和白话并存，难免互有影响，可是影响力量

    的大小不同：文言大，白话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