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于讲道理），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和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都偏于举实例）一类书。修辞，也许近于花言巧语，为什么讨人喜爱？是因为一方面，有如看演出，到神乎其技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拍案叫绝。这也是一种享受，诗话、词话中推举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等都是此类。另一方面是学以致用，或说记以备用。俗语说，“千古文章一大抄”，后来的妙言妙语大多是由前人的妙言妙语中化出来的。还常常是来自照抄。如措辞委婉，文言有不少招数，这就可以记住，比如碰到接受礼貌的馈赠，要表示不好意思，就可以照抄《左传》，说“敢不拜嘉”（襄公四年），碰到接受重大的任务，要表示不好意思，就可以照抄，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先进》），这样一来，自己的作为就不像是爱小和自大，而是相当典雅。读，享受，用，有利，其结果当然是爱而好之。

    爱好还必然要表现在“写”的方面。喜欢足球会成为球迷，学梅兰芳会成为梅派。爱好文言也是这样，读，觉得好，到自己拿笔，不知不觉地就会用那个调调。从魏晋到“五四”以前，时间将近两千年，舞文弄墨的多到数不清，拿起笔总是之乎者也；就是大力写白话作品的，如曹雪芹，写《葬花词》，写《芙蓉诔》，以及大量的诗，还是用文言。好古的如韩、柳、欧、苏以及桐城、阳湖等，就更不用说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林琴南之流可以不提，就是大声疾呼提倡用白话写的人，因为会文言，有时还不免技痒，与老友往还，书札用文言，以至发表，有时还是来几首律绝。这方面的表现都可以证明，文言形成之后，脱离口语，脱离群众，而且不很容易学会，可是有大量的人就是爱它，并用读和写的方式支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