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来回奔走。推想他也不得不写点什么，如果写，那就只能用《战国策》那样的文言，不然，秦王或楚王看不懂，干禄的目的就落了空。韩非是有著作的，本国不重视，传到秦国，得到秦始皇的青睐。秦始皇能够看着不费力，那是因为《孤愤》《五蠹》等篇是用《韩非子》那样的文言写的。这种非用不可的强制性，到后代就更为明显，原因之一是汉语的区域更加扩大，原因之二是文言早已成为老字号。比如中古的王安石是江西人，近代的康有为是广东人，都写万言书，如果限定不许用文言，那就困难很大，因为受空间的限制（方言差别），皇帝看不懂。以上是从人的方面说，不能不用。从文的方面说，优越性就更加明显，是用文言写，通文的人可以皆大欢喜。两千年来，文言典籍十不存一，就是仅有的一点点也足以汗牛充栋，可是，值得惊异的是，不管方言的种类如何多，差别如何大，只要通文，就都可以从中吸取营养。文言的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通用，是任何方言都没有的。

    再说时间。空间的行而能远，有时可以不很明显，比如中原一带的人就不大能感觉到，因为他们用的就是通用语。时间的行而能远就不同，而是人人能感觉到。在这方面，文言简值像个罕见的怪物，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地活动了三千年上下。记得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过：“读好书如同和高尚的古人谈话。”这种享受，用汉语的人显然最容易获得，因为我们有贯通古今的文言。文言的这种优越性，也可以分作两个方面说。一是“读”。比如第一篇《关雎》，孔子当然读过。以后，汉朝的经师，宋朝的理学家，清朝的汉学家，以及历代的诗人、冬烘先生和蒙童等，当然都读过。读，理解不会尽同，比如经师可以从中看到“后妃之德”，才子佳人可以从中看到“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是都能不费力而取得理解。是这样，其后的大量典籍，编入经、史、子、集的，只要你想读、肯读，就都不难获得理解。总之，是时间方面不会给什么麻烦。读是这样，“写”也是这样，只要用语不越出文言的词汇句法系统，你就不必担心不能传后。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藏之名山”还可以下传，就是因为把精义付托给文言，而文言是有打破时间限制的魔力的。

    就是因为文言有打破时空限制的魔力，所以历代大量能文的人愿意用它，不能不用它。这结果在初期，它就容易发荣滋长；形成之后，就势力越来越大，阵地越来越巩固。

    3.2.7文言有使人喜爱的力量

    有些事物有用，我们不能不用，却未必乐意用。例如药就是这样，“良药苦口利于病”，虽然有利，却终归是苦的，只好皱着眉头吃。文言不是这样，虽然学会并不很容易，可是学会以后，能够打开典籍的门，里面却尽有可喜的。可喜，难免舍不得，于是就会主动地或至少是不知不觉地力它添油加醋。这也是文言兴而不衰的一个因素，并且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文言里面尽有可喜的，这看法先要加点解释。一是说尽有可喜的，不等于说都是可喜的；但要承认，确有不少是可喜的。二是说不少，是因为很多不可喜的，不为人所重，陆续被时间的筛子淘汰了，从而剩下的多半是精华。富有精华，这是文言的另一种积极价值。

    一般说，文的可爱应该来自文学作品。“文学”这概念是外来的，到我们的语言里还不能水乳交融。比如到处可见的所谓“古典文学”，察看它的所指，排在前边的却有《左传》和诸子，这在西方人看来就会觉得奇怪。他们所谓文学是指创作的纯粹抒情的那一些，通常分为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几类。这里为了也能够说服他们，我们举例以证明可爱，也以这四种为纲。先说“散文”。不少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