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为美，他一定深思熟虑过。我们学习文言，不是专攻文学批评，当然不能要求这样高。不过道理还是一样的，碰到某作品，读了，要有个态度；有态度，即使不说，心里总当存有所以如此评断的理由。

    理由是尺，评价是度量之后的计数。尺的大小，准确与否，照上一段所分析，如果过深地追求，会阑入哲学范围，我们可以不要求说明，甚至不要求知道。这样，碰到一篇作品，我们评论，要做的只是两件事：一是评价，好或不好，不很好或很不好，等等；二是说明这样看，为什么。下面举几个例，以表示评论的点滴情况。再说一遍，供参考的是“方法”，不是“结论”。

    1．例如西汉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大作家司马相如作的《上书谏猎》，一篇是杨恽作的《报孙会宗书》，读过几次，我总喜欢后一篇。在封建专制时代，忠君，为帝王出谋画策自然也未可厚非，但想到为统治者的安全而大声疾呼，总觉得势利气重一些。而杨恽的信则直写自己的苦闷和志趣，显得品格高尚而性情恳挚，所以评价应在《上书谏猎》之上。这样评定，其理就是：耿介或近于耿介的行径是好的，势利或近于势利的行径是不好的。

    2．例如《文选》收的赋都是名篇，其中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和向秀《思旧赋》都为大家所熟知。前一篇用力描画，文字光怪陆离；可是很多人还是喜欢读后一篇，鲁迅先生甚至以它写得太短为遗憾。两篇赋性质不同，一重在写景物，一重在抒情怀，或者不宜于放在一个秤上称；不过，如果容许总而言之地分别价值的高下，我觉得应该说《思旧赋》的等级要列在《鲁灵光殿赋》之上。这样评定，其理就是：《鲁灵光殿赋》有不少虚夸的成分，而《思旧赋》则是真情实感。虚夸，用重彩描画，看看自然也好玩；但想要动人心弦，那就非真情实感不可。

    3．例如韩愈写过不少祭文，其中《祭鳄鱼文》和《祭十二郎文》都很有名，尤其前一篇，新旧《唐书》都收入本传，后代有不少文人捧为“词令在周汉之间”，“近于六经”，“两汉以来未有”，等等，可是许多人读了，总觉得不像《祭十二郎文》那样能感动人。因此，现在看来，我们应该撇开传统的观点，说《祭鳄鱼文》并不像过去有些人吹捧的那样好，而是远远不如《祭十二郎文》。这样评定，其理就是：祭鳄鱼多少有些卖弄道学的声势，所以说了不少门面话；而祭十二郎则出于至性，所以能够语句中含有泪水。

    4．例如清朝早年有个顾炎武，晚年有个龚自珍，都是大作家，可是文风不同：顾平铺直叙，像是用文言说家常话；龚则不然，左曲右折，像是用文言种奇花异草。譬如同是谈居庸关，顾文是：

    又西六里为居庸关南口，有城，南北二门。《魏书》谓之下口，《常景传》：“都督元谭据居庸下口。”……《元史》谓之南口。自南口以上，两山壁立，中通一轨，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岭叠嶂，蔽亏天日，《水经注》所谓“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者也。（《昌平山水记》卷上）

    龚文是：

    居庸关者，古之谭守者之言也。龚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东西远相望，俄然而相辏相赴，以至相蹙，居庸置其间，如因两山以为之门，故曰“疑若可守然”。……故曰“疑若可守然”。下关最下，中关高倍之，八达岭之俯南口也，如窥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定庵续集》卷一《说居庸关》）

    这里撇开内容，专说文笔，顾文如直性人，有什么说什么；龚文如城府很深的人，说话总想拐弯抹角。在文学史上，龚是诗文大家，顾的大名主要不来自诗文。可是我个人总有个偏见，认为无论诗，无论文，总是顾的平实而少疵病；龚有才有学，其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