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消灭的，东周是秦庄襄王元年（前249）被秦国消灭的，那时候秦始皇还没有即位（前246年才即位）。这是只图大话痛快好听而忽略了史实，例（2），姜宸英著文，褒扬忠贞，希望《奇零草》传世，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引的古事中有“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却有问题，《明史·方孝孺传》明明说：“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推想《明史》的记载不会没有根据，若然，姜宸英的宽厚说法就靠不住了。例（3），宋荦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死的，到管同等游西陂的嘉庆十二年（1807）只有九十四年，文中说“逾百年矣”是错的。例（4），现在很多人游过十三陵，知道汽车过昌平县（清朝名昌平州）还是往北走。龚自珍的文章却说在“州之东”，这是坐在书桌前的想当然。例（5），根据《段太尉逸事状》所写，焦令谌是个残暴的军阀，大坏蛋，把无力交粮的农民打得奄奄待毙，他毫不动心，听到段太尉代人交粮就良心发现，以至于一夜之间就愧恨而死，这太不合事理，显然是随便说说，决不可信（事实是以后还在作官）。例（6），《原君》，从思想方面看是极上等的文章，见理明，用意深，胆量大，两千年来几乎找不出几篇能够同它相配。可是开头说的两种状况，一是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另一是忽而出来一人，毫不自私，毫不自利，都显得有些离奇。无论就事实说还是就道理说，这样截然不同的两极端都是不可能有的。例（7），《大铁椎传》写得像神怪小说，所以不少人喜欢读。问题出在它不是神怪小说，因为有真人陈子灿为证。可是像上面引的那些表现，窗门不开就“言讫不见”，“东向驰去”以至于“尘滚滚”，都违反事理。因此，“姑妄听之”自然未尝不可，信以为真就不合适了。例（8），傅青主评书法举“松雪、香山”，下面并且说了些不敬的话，这很不合事理：一是白居易不是书法家，传世笔迹很少；二是即使是书法家，与赵孟*并举也应该颠倒次序，说“香山、松雪”；三是决不能比白居易为匪人。查傅青主的文集，才知道“香山”应作“香光”（董其昌），原来是全祖望写错了。

    三、文字表达方面

    文字表达，过去习惯称为“辞章”，取舍的问题比较难于说清楚，因为同一篇文章，专从写作技巧方面考虑，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括的原则容易说，比如自然比造作好，简练比拖沓好，流利比艰涩好，古朴比轻浮好，生动比板滞好，典雅比粗俗好，优美比鄙陋好，等等，大家都会同意。问题是这些原则都很抽象，难于像用天平衡物那样，半斤就是半斤，三两就是三两。抽象的原则难于实用，原因不只一种：一、各人眼光不同，好恶不同，甲说流利好，乙甚至可以说，艰涩有一种暗藏的美，更好；二、同一种写法，甲看着不很自然，乙也许觉得很自然；三、有些作品，辞章方面属于中流，于是好之者可以誉为质朴，恶之者可以毁为笨拙，好之者可以誉为灵活，恶之者可以毁为轻浮，因为质朴与笨拙，灵活与轻浮，本来就是近邻。总之，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于避免主观片面性。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就是辞章方面，作品，或说有些作品，终归有高下之分，而我们也应该细心地、尽量避免偏见地分辨高下，然后取其精而舍其粗。以下举例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因为终是一己之见，所以只能供参考。

    先说书。古籍传到现代的，绝大多数是名著，因而辞章好的就用不着举例。书与书相比，有的，即使是极少数，显然差一些。例如王充的《论衡》，在东汉阴阳五行迷信盛行的时期，大声疾呼地提倡科学精神，毫不留情地揭露、反驳各种流行谬说，其思想的高超真是难以笔墨形容。可是说到文字表达，却琐碎拖沓（明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曾指出这一点），既不流利，又不生动。如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