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读文言，文言典籍浩如烟海，内容五花八门，有如何选择、如何吸取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比较简明的话表示，是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似乎不难解决。当然是要好的或说有用的。可是哪些是有用的呢？分辨有用无用要有个标准，标准因需求、因人而可以不同。比如我们是研究文化史，那就连谶纬、堪舆的书也很有用；如果是一般的学习文言，当然就不必在这类迷信的书里兜圈子。这里还是缩小范围，专说学文言，选定读物也是个麻烦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选取什么，二是作品选定，在不同的版本中选用什么。

    选书的问题，旧时代属于目录学范围，内容很繁，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例如清朝光绪初年，张之洞作了一部《书目答问》（有人说是缪荃孙代作的），就是想指导初学，解决读什么（过去自然指中国古籍）和选用什么版本的问题的（1929年范希曾作成《书目答问补正》，较原书详确）。《书目答问》收书两千多种，现在仍然有参考价值，但是对我们目前学习文言来说却不合用。因为：一、那时候视为重要的，现在也许用处很小；二、那时候视为上好的，现在看来却未必佳；三、近百年来整理诠释古籍的成绩那时候自然无法收入；四、对现在的初学说，内容嫌过多过繁。现在需要新的、解说较详的、供一般学习文言的人参考的《书目答问》。暂时没有，我们只好自己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怎么积累呢？先要具备一些历史知识，尤其文学史知识，也就是要知道历代有哪些名作家和名作品。这是基本的。此外，还要注意现时的出版阅读情况，就是大致了解多数学文言的人目前在读什么，哪些书容易找到。读文学史，参考别人的阅读经验，这虽然近于随波逐流，却常常能够得其要领，费力不多而解决了选读的问题。

    读物选定之后，还要具备一些选用版本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有概括的，譬如一般说：一、一种古籍，经过后人校勘的比古本合用，如《淮南子》，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比汉朝高诱注的合用；二、现代人标点注解的比旧时断句加注的合用，如《孟子》，杨伯峻的《孟子译注》比宋朝朱熹的《孟子集注》合用；三、尤其对于初学，选注的比全书合用，如王伯祥的《史记选》比旧本《史记》合用；四、注解详的比注解略的合用，如同是《左传》选本，王伯祥的《左传读本》比秦同培的《左传精华》合用（有例外，如王先谦《庄子集解》后出，注解简明扼要，不如郭庆藩《庄子集释》详尽，却更便于用）；五、深于此学的人评选注解的比一般人选注的合用，如钱钟书的《宋诗选法》比其他宋诗选本合用。概括的知识之外，还要具备一些关于某某书、某某篇的版本知识。例如《史记》，我们想全读，就要知道，中华书局新标点本比旧版没标点的合用，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注较详，应找来参考；如果不想全读，就要知道，现在常见的有王伯祥、郑权中、张友鸾等几种选注本，王伯祥的注解较详尽，宜于深入钻研；甚至只想读一篇，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最好知道都有哪些选本选了这一篇，以便有疑问的时候参考酌定。

    以上谈的是如何选定读物的问题。为初学讲文言或初学读文言，比选定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读物中吸取什么的问题。文言典籍是古人写的，古人生在旧时代，思想感情自然是旧的，或者退一步说，不能不受旧时代的影响。因而其作品就不能不同现在的要求有距离，就是说，兼有精华和糟粕。有些著作，尤其从思想方面看，是精华很少，糟粕很多。就说很少吧，糟粕总有毒素，会起毒害人的消极作用。如果因为有糟粕而就不肯读，甚至不敢读，其结果就会无书可读。这当然不是办法。可行的办法是能够分辨是非好坏，取其精华而舍其糟粕。

    讲读文言，初期选用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