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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舍粗取精
    讲读文言,文言典籍浩如烟海,内容五花八门,有如何选择、如何吸取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比较简明的话表示,是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似乎不难解决。当然是要好的或说有用的。可是哪些是有用的呢?分辨有用无用要有个标准,标准因需求、因人而可以不同。比如我们是研究文化史,那就连谶纬、堪舆的书也很有用;如果是一般的学习文言,当然就不必在这类迷信的书里兜圈子。这里还是缩小范围,专说学文言,选定读物也是个麻烦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选取什么,二是作品选定,在不同的版本中选用什么。

    选书的问题,旧时代属于目录学范围,内容很繁,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例如清朝光绪初年,张之洞作了一部《书目答问》(有人说是缪荃孙代作的),就是想指导初学,解决读什么(过去自然指中国古籍)和选用什么版本的问题的(1929年范希曾作成《书目答问补正》,较原书详确)。《书目答问》收书两千多种,现在仍然有参考价值,但是对我们目前学习文言来说却不合用。因为:一、那时候视为重要的,现在也许用处很小;二、那时候视为上好的,现在看来却未必佳;三、近百年来整理诠释古籍的成绩那时候自然无法收入;四、对现在的初学说,内容嫌过多过繁。现在需要新的、解说较详的、供一般学习文言的人参考的《书目答问》。暂时没有,我们只好自己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怎么积累呢?先要具备一些历史知识,尤其文学史知识,也就是要知道历代有哪些名作家和名作品。这是基本的。此外,还要注意现时的出版阅读情况,就是大致了解多数学文言的人目前在读什么,哪些书容易找到。读文学史,参考别人的阅读经验,这虽然近于随波逐流,却常常能够得其要领,费力不多而解决了选读的问题。

    读物选定之后,还要具备一些选用版本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有概括的,譬如一般说:一、一种古籍,经过后人校勘的比古本合用,如《淮南子》,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比汉朝高诱注的合用;二、现代人标点注解的比旧时断句加注的合用,如《孟子》,杨伯峻的《孟子译注》比宋朝朱熹的《孟子集注》合用;三、尤其对于初学,选注的比全书合用,如王伯祥的《史记选》比旧本《史记》合用;四、注解详的比注解略的合用,如同是《左传》选本,王伯祥的《左传读本》比秦同培的《左传精华》合用(有例外,如王先谦《庄子集解》后出,注解简明扼要,不如郭庆藩《庄子集释》详尽,却更便于用);五、深于此学的人评选注解的比一般人选注的合用,如钱钟书的《宋诗选法》比其他宋诗选本合用。概括的知识之外,还要具备一些关于某某书、某某篇的版本知识。例如《史记》,我们想全读,就要知道,中华书局新标点本比旧版没标点的合用,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注较详,应找来参考;如果不想全读,就要知道,现在常见的有王伯祥、郑权中、张友鸾等几种选注本,王伯祥的注解较详尽,宜于深入钻研;甚至只想读一篇,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最好知道都有哪些选本选了这一篇,以便有疑问的时候参考酌定。

    以上谈的是如何选定读物的问题。为初学讲文言或初学读文言,比选定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读物中吸取什么的问题。文言典籍是古人写的,古人生在旧时代,思想感情自然是旧的,或者退一步说,不能不受旧时代的影响。因而其作品就不能不同现在的要求有距离,就是说,兼有精华和糟粕。有些著作,尤其从思想方面看,是精华很少,糟粕很多。就说很少吧,糟粕总有毒素,会起毒害人的消极作用。如果因为有糟粕而就不肯读,甚至不敢读,其结果就会无书可读。这当然不是办法。可行的办法是能够分辨是非好坏,取其精华而舍其糟粕。

    讲读文言,初期选用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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