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偏重训释，如时代早的经、子的传注；有的偏重汇集史料来对证，如《三国志》和的注解；有的偏重探寻词语的本原，如时代靠后的很多注解。今人作的注解，意在讲明原文的意义，所以既要顾及训释，又不能忽略探寻词语的本原。所以今人的注解比昔人的便于使用。近年来，今人在整理古籍、注释（或选注）古籍方面做的工作不少，成就相当大。学习文言，可以多利用这方面的材料（这里不能具体介绍）。参照注解读古籍，就当时说可以省查寻之劳，就长远说可以积累熟悉古典的资本，可谓一箭双雕。没有今人注解的典籍，也要尽先读有昔人注解的（初学自然会感到困难，因为是用文言注的），乘笨重的车总比步行省力。

    “风”的另一种是“工具书”。读文言多了，我们总会碰到没有注解的（多数还没有标点），那就要靠自己查了。工具书，内容相当复杂，常用的不下几十种，留待末尾附录《工具书举要》部分介绍，这里只提一下最常用的，是《辞源》和《辞海》（都有新旧两种版本）。专就查寻典故出处这个要求说，这两部书都嫌简略；但是旧时代文人习用的，不很偏僻的，绝大部分可以从其中查到。读文言典籍，要养成勤翻辞书的习惯，这有如渔夫，常在河滨混，对于鱼的出没情况就会不经意而知之。

    其次，记典故，积累资本，也要知道轻重先后。就旧时代的典籍说，有的多为人引用，有的少为人引用。如同样性质的书，时代靠前的（如《史记》）比时代靠后的（如《明史》）多为人引用。又如同是经，为人引用多，《仪礼》少；同是子，多，《管子》少；同是六朝作品，多，《洛阳伽蓝记》少。常为人引用的要多注意，多记。就典故说，大家习用的要多注意，多记，过于冷僻的可以放松一些。记的方法，因各人的资质和习惯不同而可以灵活：写卡片当然好；记忆力强，装在脑子里也未尝不可。以上是说由读而熟悉，而积累。还有由查而来的熟悉和积累。查，牵涉到使用工具书的问题，留到后面介绍，这里只说说查寻时可能遇到因而应当注意的一些情况。

    1．查寻，先要知道是不是用典，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一些。这里补充说一种情况，是在算不算的两可之间。例如：

    （1）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白居易《与元九书》）

    （2）地势极而南溟深。（《滕王阁序》）

    例（1）是不是引用《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呢？例（2）是不是引用《庄子·逍遥游》“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呢？像是若即若离，所以两种可能都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想法，为了减少麻烦，不算用典也好。2．有时候，看似用典却并非用典，查寻就会白费力。如《老学庵笔记》卷八记一个故事，苏东坡作论文，其中有这样的话：“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看到，以为是用典，但不知出于何书，问苏东坡，苏说：“何须出处！”写文章，词句千变万化，自然难免个别地方太古奥，像是用典。幸而这样的时候不多；但我们也要警惕，以免上当。

    3．有时候，查不到在所难免，不可要求有求必应。查不到的原因各式各样，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不管工具书内容如何详细，终归不能把古代典籍都装在里面，因而有些典故查不到是自然的。二是古代典籍陆续散失，前人见到的我们未必能见到，因而他们引用了我们却不能找到，如苏轼《石钟山记》曾引《水经》“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的话，可是今本《水经注》里没有这句话。三是典故的来源太偏僻，太曲折，也就难于唾手而得，如清代目录学家黄丕烈别号“廿止醒人”，如果他自己不解释，谁能想到是用陶渊明《止酒》诗中恰好有二十个“止”字呢？

    4．同一典故，出处可能不只一个。如“刍狗”，《老子》里都有。又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