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或伙计，而是需要廉价的苦力。这行业有些工作--刮去腐烂兽皮上的肉，混合有毒的嗓剂和染浆，提炼腐蚀性强的植物棵料--对人体有生命危险如此一个有责任感的师傅尽可能不叫他的满师的助手于这种活，而是利用失业的瘪三、游民或没有人监护的儿童，这些人一旦出了问题没人过问。加拉尔夫人当然知道，格雷诺耶呆在格里马的制革工场里，按照一般人的估计肯定是九死一生。但她不是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负责照料的关系已经终止。这小孩今后会发生什么事与她无关。倘若他死里逃生，这当然也好，倘若他死了，那也是好的--关键是，一切都合情合理。她叫格里马先生写了个认领这男孩的证明，自己则开了个拿到十五法郎手续费的收据，又动身返回复鲁纳大街家里。她一点儿也觉察不到自己的良心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认为自己不仅做得合情合理，而且做得大仁大义，因为把一个没有人肯给抚养费的小孩留下来，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其他孩子的负担，甚至成为她自己的负担，这很可能危及其他孩子的将来，甚至危及自己的将来，也就是自己有保障的单独的死，而这样的死，是她今生仍然希望的唯一件。

    由于我们叙述加拉尔夫人的身世到此就要结束，而且后面也不再提到她，因此我们想用几个句子叙述一下她的晚年。加拉尔夫人尽管在童年时心灵上已经死亡，却很不幸地活到很老。公元一七八二年，即在她年近七十的时候，她放弃了自己购行当，按计划花钱买了份养老金，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等死。但是死神姗姗来迟。世上人们估计不到的、国内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到来了，这就是革命，也就是一切社会、道德和超越一切范畴的关系的一次急剧的变革。起初这场革命对加拉尔夫人个人的遭遇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她那时近八十岁--据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她的养老金发放人被迫流亡，财产被没收，他的产业拍卖给了一个裤子工厂的厂主。这一变化暂时还看不出对加拉尔夫人有什么灾难性的影响，因为裤子工厂的厂主仍继续按时付给养老金。但是后来苦日子终于来了，她再也拿不到硬币，而是得到小张纸头印制的钞票，这是她艰苦生活的开端。

    两年后，养老金还不够她买一盒火柴。加拉尔夫人被迫出售自己的房子，但房价低得可怜，因为在当时，除了她以外，突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样必须变卖他们的房子。她拿到的又是毫无意义的纸币，而两年后这些纸币又分文不值。一七九七年她即将九十岁时，她已经失去了用自己辛辛苦苦、异乎寻常的劳动积攒起来的全部财产，住在珊瑚大街的一间摆有家具的斗室里。到了此时，晚了十或二十年，死神才走了过来，慢性肿瘤病扼住加拉尔夫人的喉咙，先是夺去她的食欲，后来夺去她的嗓音，因而当她被送进主官医院的时候，她竟不能说句话表示抗议。在那里，人家把她安排在她丈夫以前在那儿死去的、住满数百垂危病人的大厅里，让她同另外五个完全陌生的老年妇女同睡一张床--她们身体紧挨着身体躺着--并把她放在那里三个星期，让她在公众面前死去。随后她被人装进一个口袋，袋口缝了起来，清晨四点同其他五十具尸体一道被扔上一辆运尸车。车子--一只小铃不停地发出微弱的响声一到城门外一里地新开辟的克拉马公墓处。人们把尸体扔进万人墓穴里，再盖上一层厚厚的生石灰。

    这一年是公元一七九九年。上帝保佑，她在一七四七年回家并告别格雷诺耶这男孩和我们的故事这一天，丝毫也没有预料到她后来这种厄运。她或许已经丧失了对正义的信念，并因此也丧失了她唯一能够理解的生活的意义。

    格雷诺耶从他对格里马投去的头一瞥--不，是从他吸入格里马气昧的头一次呼吸中即知道，他只要稍有反抗情绪，这个人完全会置他于死地。他的生命的价值只不过等于他所能做的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