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种种新观念的细胞。

    “文革”将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田地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面语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一九六六年虽是六十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这由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个时代。

    正如我们所公认的——人的欲望层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级，乃是物质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当普遍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差无几时，或以为普遍相差无几时——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同龄人之间相差无几的收人，商品的极端团乏，决定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条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人者的多少所显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中国人其它方面的物质占有率，其实较难奢侈地优越于另一部分中国人。

    那么，普遍人们的欲望，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级，不再试图另有谋求了呢？

    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的一页历史，似乎回答我们正是这样的。

    但，我们今天认真分析，却会恍然大梧那结论的错误。发现那一页历史所记载的只不过是社会的表面假象。

    人的欲望原来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壳里的。它的钳在壳里悄悄生长着，坚硬着，储备着力量，伺机出壳一搏。欲望在此时是极其暖昧的，动机不明确的。它不知所要何物。这一点与寄居蟹又颇不同。寄居蟹一搏为食，或同类比自己高级的壳。人的蜷缩蛰伏的欲望，此时处于朦胧阶段。虽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自己能感受到它对自己造成的内部骚扰。像少男少女体内的性荷尔蒙多达一定程度，会遗精或思春一样，人的寻找不到满足方式的欲望，期待着允许公开手淫的机会。那样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谨易羞；那样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

    “文革”当年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满足它所依靠和青睬的人的许多欲望的。

    于是在极短的日月里，千百万中国人都为政治而疯狂起来。

    学习非常优秀的女生和相貌极为乎庸的女生中，父母“靠边儿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红得发紫的女生中，往往尤会爆发较恶的“革命”行为。

    好比一向的储蓄突然被宣布过期作废了，而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来得及潇洒地消费过，内心里是非常恼火的。

    她们长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义实习恶……

    凶狠地“革”别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证明了自己仍配是响当当的“造反源”，又表现了与自己家庭划清界线的姿态，一举两得。

    “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从那时开始懂得——许多人生的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政治几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变化的惟一途径，那么几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会从心理上应和这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种政治。也会从是中学生高中生的年龄起，向大人们学习种种取悦这一种政治的不良经验。甚至，肯定会污染孩子们纯洁的思想意识。

    “文革”中，孩子们之间，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揭发”行径，“告密”行径，以及利用政治罪名进行伤害甚至陷害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