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家，他们不但壮大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行列，而且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渐渐削减了中国人对它的嫌恶心态，渐渐修正了中国人对它的不太正确的看法，渐渐使中国的其它阶层能够与之和平相处了。

    他们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百万的，虽然也可放在中国资产者阶层的最低档次的一个群体加以评说，但我还是更愿将他们归人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去进行分析。因为资本的有限，分明的，使他们身上中产者阶层的特征更显著些。他使我联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如果富人们真的橡穷人们所经常以为的那么幸福，他们就果然算得上幸福了。”

    我也只能以我特有的方式从道义上谴责他们的不道德，却丝毫也妨碍不了他们以他们不道德的方式，通过对自己同胞的严重剥削，和近乎奴役般的雇佣聚敛金钱。

    在中国，在某些地方，我之所见，使我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产生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相当大的飞跃。

    哪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买了那一种美丽的被子的外国人，又能想到在中国，它们生产于如此简陋的“厂”里？是由每月挣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些个中国小女子一针针一线线用颜色对比鲜艳的绸布角儿拼缝成的？

    当他们满意于那一种被子的美丽和便宜的时候，当他们掏出钱包悦然而购的时候，当他们对手工劳动的成果大加欣赏的时候，他们也肯定地想不到，某些中国乡下小女子们灵巧的双手，每天端碗拿筷子的时候，其实已是五指麻木的、僵硬的，手腕发抖的了。

    文人“幸会”富人，或曰遭遇“大款”，照例免不了请客吃饭一项基本内容。而且，照例是“大款”热情做东，文人吃白食。文人的朋友和“大款”的朋友们凑趣沾光。通常，文人和“大款”坐在一起了，总是双方朋友们撮合的结果。好比有意“对象”的男女坐在一起了，大抵是媒婆们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大款”格外科持，越发摆出有钱的样子。文人往往特别谦虚，畜不由衷地说几句“一等智商从商，末等智商从文”之类不三不四的话。

    按照道德规范的不成文法对世人的说教，传统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既不但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平常的男人，而且还很年轻，而他却甘愿成为一个老太婆的风烛残年的日子里的附庸，则我们世人即使不发问，内心里也一定会暗想——他所图者何？

    倘那老太婆恰恰很有钱，则我们世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注定了一致的结论——他图的是钱。

    于是我们世人便会一致地不屑起来。认为在他和她之间，肯定达成了一种“不道德”的交易。于是我们看待他的思想目光，也无疑介入了近乎“审判”的成分。而他作为男人的“道德资格”，定然要被我们的观念的罚牌严重扣分。

    但是，如果她非是老太婆呢？如果她与他年龄般配呢？

    那么，毫无疑问地，我们世人的思想的目光，则将更多地包含有嫉妒的成分了。即使靠修养克服掉了嫉妒劣性的人，大概也会暗自承认那实在不失为一组“幸运结合”。

    再如果，她乃名门望族之后呢？

    于是“不道德”的“交易”，往往既不但会被公认为“幸运结合”，而且可能会被传为佳话。

    如果她不但有钱，不但出身于名门望族，而且是艺术家，或者虽非艺术家，但却是热爱艺术的女人——这时情况会怎样呢？

    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时佳话会上升为逸事，会被记载于书，成为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创作素材。

    在某些将对金钱的拥有作为人生至高追求的女人，以自己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