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句名言未免武断。后一种结论也未免偏颇。但基本如此。

    名气半大不大，似有若无的一批画家们，对重大艺术拍卖活动常常只能望洋兴叹。他们的向往之心，犹如小镇上的穷儿望着马戏棚，咬着指头巴望得到一张门票。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四状况的，是些个体独资小公司的法人。

    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是较为斑驳芜杂的一族。实在难以概说。就好比老太太收零集碎的柳条箱里的东西和当今孩子们最新颖的一雄玩具扣在了一起，既有招人喜欢之物也有使人看了反感的。

    世界车轮的转动，越来越依靠金钱“轴承”的耐损力。资产者阶层拥有其它一切阶层所不可与之抗衡的金钱实力。放他们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角。中产者阶层不具备那样一种金钱实力，故只有在阶层意识方面非常执着地扮演较保守的角色，以这一种姿态证明并强调自己的社会存在。同时势持面又体面地维护自己的阶层尊严。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与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相比，虽然都是新生的阶层，虽然后者的阶层规模比它要小许多，但意识发育却比它快得多。后者几乎是一个桀骜不驯而又狡黠的少年了。它常常摆出一副男子汉似的面孔。那面孔上有一种“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或那样”的神态。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心里想的并不说出来。

    成熟的商业时代的经济杠杆，其中心支点永远偏在资产者阶层这一边。

    成熟的商业社会恰恰不是怂恿人丧失掉理性，而是教诲人更加现实。

    中国的商业时代还没经历过足够长久的成熟阶段，所谓中国的青少年们对人生是很缺乏现实思想的。好处是——青少年时期思想不浪漫，以后便难有机会浪漫起来了。坏处是——比之于较现实的思想，浪漫主义拥抱久了是会捉弄人生的。

    我以手中一支廉价的笔为图钉，将自己按在稿纸上解脱了给以后这一本不伦不类的书的读者们看，心中当然并无半点儿中产阶层“末流族”一员的沾沾自喜。我只不过希望使人信服地明白这样一点——在“知青作家”中，即使勤奋似我者，其稿费总收入，也不过如我罢。

    对作家，清贫绝对地不是什么烷濯灵魂，永葆创作青春的应验良方，面是大敌人。这敌人，以后将没有什么优越性助作家以克之了，将全靠作家们自己去对付去打倒了。都道是曹雪芹漫漫十余载，啃着冻高梁米饭团写出传世之作的。所以才不朽似的。所以曹氏才堪称伟大似的。这赞美至少故意避开了一点不谈——曹氏早逝于营养不良。说到底也是早逝于清贫。否则，我们当代人于今兴许还能看到另一部与一样伟大的传世之作。后来人们很有准备，很有勇气，也很有经验。并不需要“传帮带”。论值低价之时，开口殊不含溯。倘不满足，可能甩出一句毫不客气的话是——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自己写的东西究竟值多少钱，我懂！

    中国作家有两大毛病。其一是由于历史积怨和政治摆布的原因，造成长期的山头对峙，党园伐异，团伙互攻。这一种精神的和精力的耗损，对中国作家们的危害相当之大。不但危害了创作，而且有时危害了身心。

    作家们的第二个毛病是，即使笔下写着淡薄职位，“无官一身轻”之类的鸟话，心里边还是总惦记着怎样才得以为官一把。吟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眼角却总忍不住地一次次瞥向文坛，留意着是否腾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