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替他们的外国老板出谋划策，教他们的外国老板怎样在中国巧妙地避税，“合法”地逃税，以及如何贿赂中国的官员，如何收买和笼络中国的媒体替他们进行宣传。

    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第一代“买办”者们“行头”仍在其身的，已寥无几人。有的激流勇退，安享“买办”成果，做阑适的富人去了。

    或在人生途中另辟溪径，摇身一变，成了小资本家小业主公司老板什么的。有的被时代淘汰。毕竟，比之十几年前，中国商业相当秩序化了。目前仍是老资格“买办”人物的，那就真是“大浪淘沙”之后，受过种种考验式“洗礼”的佼佼者了。

    从这一点评说，不能不承认，“买办”现象，不但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素质。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排除时代对人要求越来越多的“教诲”因素而外，外国老板比中国“领导”对他们的素质的“培养”和改造更其成功。因为雇佣关系对人的素质的考核标准是龙为严格尤为设情面可讲的。

    第二代“买办”人物们的素质远胜第一代。他们普遍的文化程度较高，拥有国内名牌大学的文凭。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留过学，拥有国外学位。他们的英语口语水平和笔译水平都较好。他们皆能熟练地操纵电脑。他们对于现代商企策划、宣传、广告包装和营销谋略，都有一套中西合璧的新思路新观念新方式方法。中国人经常挂在口头上那句“洋为中用”的话，体现在他们身上恰是“中为洋用”。

    我在我的祖国，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以中国人为大多数的场合，受着某种“种族歧视”似的。而那又主要是来自于我的同胞们。尽管他们和她们，绝对不是有意识的。

    中国文学评论家们笔下口中最廉价的一个词儿是“深刻”。

    被认为优等的事物，必定会成为中心事物。

    人也是这样。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的进步之一，便是促使人认识到了自己合理的功利主义的权力。

    在“硬”道理方面，个人抉择个人追求只要不违犯国法，不危害社会公利不损害他人私利；在“软”道理方面不沾污社会的普遍伦理原理，其实正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自由的。

    一个他们中的男人和女人那种种个人得失方面的权衡，其实乃是几乎我们每个人日常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扮演的不是他们或她们扮演的时代角色，我们不处在他们或她们的特殊境况中，我们不面临他们或她们所面临的矛盾，故我们从局外看，必然非常不宽大不容忍他们或她们权衡得未免过分矫情的功利主义。而在他们或她们，那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现实的。

    商和文学对时代的不可或缺意义乃是相同的。不，此话差矣！文学可缺，商不可缺。作家可缺，“买办”亦不可缺。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必然地也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买办”式人物。

    中国当代的“买办”式人物们，好比是中国这只窝里的“买办蛋储”。他们在适合的条件和温度之下孵化出来了。促孵的先决条件是时代的条件。温度是跨国经济方兴未艾的作用。而带他们和她们练翅的，却主要是他们和她们的外国“洋教头”。

    他们和她们心理上常受“恋窝情结”的纠缠，但所学既是洋式的飞翔本事，便都不免的很想成为一只“洋鸟”。

    他们和她们对“洋教头”不无感激，所谓“师思难忘”。但又总不免的心怀叛念，因为不被视为一只彻底的“洋鸟”。

    他们和她们关注各自“代理国”的政治的、经济的晴雨表，比对中国的关注尤其密切。因为那是他们和她们经常动心移民去的理想国。

    他们和她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民俗文化、戏剧文化乃至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