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马斯起鸡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法，所有参与者都会陷入危险，这已成为常识。但是，也许这会使托马斯对自己没有为请愿签名更加感到歉疚。他为什么没有签？他再也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决定。

    我再一次看见他，象小说开头时那样出现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庭院落在那边的墙上。

    这就是产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过，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它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

    但是，一个作者只能写他自己，难道不是真的吗？

    穿越庭院的凝视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热恋中的女人听到自己胃里顽固的咕咕声响；缺乏意志抛弃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伟大进军中与人们一起举起的拳头；在暗藏的窃听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经历过，但这一切未能产生我提纲勾勒中和作品描绘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对他们都一样地喜爱，也一样地被他们惊吓。他们每一个人都已越过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线。对界线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线之内）最能吸引我，因为在界线那边就开始了小说所要求的神秘。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但是够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托马斯吧。

    他一个人在公离里，目光越过庭院，落在对面那幢建筑的脏墙上。他想念那高个；驼背以及大下巴的编辑，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甚至从未进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刚在火车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还来不及跟她说什么，她就步入卧车厢，去了伊斯坦布尔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极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点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对那位编辑的崇拜以及儿子给他的恼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不该在他们给的文件上签名。

    万马齐喑时的大声疾呼是对的吗？是的。

    从另一方面讲，为什么报纸提供这么多篇幅对请愿书大做文章呢？新闻界（全部由国家操纵）毕竟可以保持沉默，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他们把请愿书大肆张扬，请愿书随即被统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赐神物，为一场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极好的开端和辩解词。

    那么他该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灭亡好呢，还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缓死期强呢？

    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思索：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购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

    在这一方面，历史与个人生命是类似的。捷克只有一部历史，某一天它将象托马斯的生命一样有个确定的终结，不再重复。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