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是在威胁。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出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说什么呢？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逼我，问我签还是不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好了，”托马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头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交主席。”

    “明天？”托马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巴编辑没什么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没有什么要想的。”儿子的话虽然咄咄逼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着，托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贯注时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子里看胡须是否刮干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种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过孩子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种相似性，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种相似以后再回头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马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子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身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爱的手臂，它接触你的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他儿子补充说。托马斯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子的关系。他签字，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了，托马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不签字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不取决于儿子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他处在一种棋场败局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都不能改变什么。

    “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

    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个，”他说，“多亏了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 话语听起来很冷，甚至含有敌意。

    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带有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从孩童时代起，托马斯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不！”

    “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

    又沉默了下来。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孩子继续说，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