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听到妻子对萨宾娜说：“那垂饰真丑”，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活在谎言中了，他非得站起来维护萨宾娜不可。他终于没有那样做，仅仅是害怕暴露了他们的爱情秘密。

    鸡尾酒宴的第二天，他计划与萨宾娜一起去罗马度周末。“那垂饰真丑”的话耿耿于怀，使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克劳迪。她的侵犯——无懈可击，喳喳呼呼，劲头十足——把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负给卸了下来。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古老教堂那巨大的内部空间，感到那空白唤起了他奇特的、不可理喻的狂害。

    他捡拾自己的陋袋。克劳迪进来了，谈论着晚会上的客人，精力充沛地对某些观点大表赞同，对另一些观点则撇嘴一笑。

    弗兰茨看了她很久，说：“罗马没有什么会议。”

    她还没有看出问题：“那你干嘛要去？”

    “我有一个情人，已经九个月了，”他说，“我不想在日内瓦同她聚会，所以有这么多旅行。我想，现在是你该知道的时候了。”

    他一开口便不觉得紧张了，转过身去以免看见克劳迪脸上的绝望。他估计自己的话会使她绝望的。

    停了一会儿，他听见她说：“是嘛，我想我是该知道啦。”

    她的语气如此坚定，佼弗兰茨掉转头来。她看起来一点也不震惊，事实上倒很象一天前沙哑着嗓音的那同一位妇人：“那垂饰真丑！”

    她继续说：“你既然有胆告诉我，你骗我九个月了，你认为能告诉我她是谁吗？”

    他过去总告诫自己，没有权利伤害克劳迪，应该尊敬她身内的女人。可那女人到哪里去了呢？换一句话来说，他脑子里妻子与母亲形象的联系现在怎么啦？他的母亲，悲怆而受伤的母亲，他的母亲，穿着不相称的鞍，已经离克劳迪而去——她也许没有，也许从来就不曾隐含在克劳迪的身体之内。这一切化作一腔愤怒向他袭来。

    “我没有理由瞒你。”他说。

    如果说他的不忠尚不足以伤害她的话，他断定挑明她的对手会使她不舒服的。他直视着她，告诉她是萨宾娜。

    一会儿后，他与萨宾娜在机场见面。随着飞机向高空升去，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轻。他终于对自己说，九个月之后他生活在真实之中了。

    萨宾娜似乎感到弗兰茨撬开了他们隐私的大门，似乎瞥见了在日内瓦认识的一颖颖脑袋：克劳迪，安娜，画家阿伦，握着手指头的雕刻家。现在，不管她愿意与否，她成了她毫无兴趣的一位妇人的对头。弗兰茨会提出离婚，而她务必在他那张大大的结婚床上取代克劳迪的位置。人家在表演的时候还与观众保持着或长或短的距离，而她却要在这所有的人面前演戏，不是萨宾娜，是不得不演萨宾娜的角色，并决定怎样演这个角色更好。一旦她的爱被公开，爱便沉重起来，成为了一个包袱。萨宾娜一想到这点就畏缩不前。

    他们在罗马一家餐馆吃晚饭，她默默地喝着酒。

    “你没有生气吧？”弗兰茨问。

    她使对方确信她没有。她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不能确信什么才是幸福。她回想起他们在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快车厢里相遇的情景，那时她真想跪在他面前，求他抓住她，紧紧拥抱她，永远不要松开。她期望结束那危险的背叛之途，期望终止这一切。

    她可以强化那种欲念，试图把它看作自己的救助，自己的依托，可这只能使乏味之感更趋强烈。

    他们在罗马街上走回旅馆。周围的意大利人又闹又叫又手舞足蹈，他们默默走着，却听不到自己的沉默。

    萨宾娜在浴室里洗了很长时间；弗兰茨盖着毯子在等她，象通常那样，亮着一盏小灯。

    她回来时，把灯关了。这是第一次她这么做。弗兰茨应该注意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