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不错——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可你要是参加了另外那一边，一点实力也没有，加么还赛得了什么球？

    什么也赛不成。根本谈不上什么球赛。“绥摩博士已经写信给你父母了吗？”老斯宾塞问我。

    “他说他打算在星期一写信给他们。”

    “你自己写信告诉他们没有？”

    “没有，先生，我没写信告诉他们，因为我星期三就要回家，大概在晚上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你想他们听了这个消息会怎么样？”

    “嗯，……他们听了会觉得烦恼，”我说。

    “他们一定会的。这已是我第四次换学校了。”我摇了摇头。我经常摇头。“嘿！”我说。我经常说“嘿！”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词汇少得可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的行为举止有时很幼稚。我那时十六岁，现在十七岁，可有时候我的行为举止却象十三岁。说来确实很可笑，因为我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半，头上还有白头发。我真有白头发。在头上的一边——右边，有千百万根白头发，从小就有。可我有时候一举一动，却象还只有十二岁。谁都这样说，尤其是我父亲。这么说有点儿对，可并不完全对。人们总是以为某些事情是完全对的。我压根几就不理这个碴儿，除非有时候人们说我，要我老成些，我才冒起火来。有时候我的一举一动要比我的年龄老得多——确是这样——可人们却视而不见。

    他们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老斯宾塞又点起头来了。他还开始掏起鼻子来。他装作只是捏一捏鼻子，其实他早将那只大拇指伸进去了。我揣摩他大概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当时房里只有我一个。我倒也不怎么在乎，只是眼巴巴看着一个人掏鼻子，总不兔有点恶心。

    接着他说：“你爸爸和妈妈几个星期前跟绥摩博士谈话的时候，我有幸跟他们见了面。他们都是再好没有的人。”

    再好没有，我打心眼里讨厌这个词儿。完全是假模假式。我每次听见这个词儿，心里就作呕。

    一霎时，老斯宾塞好象有什么十分妙、十分尖锐——尖锐得象针一样——的话要跟我说。他在椅子上微微坐直身子，稍稍转过身来。可这只是一场虚惊。他仅仅从膝上拿起那本《大西洋月刊》，想扔到我旁边的床上。他没扔到。只差那么两英寸光景，可他没扔到。我站起来从地上拾起杂志，把它搁在床上。突然间，我想离开这个混帐房间了。我感觉得出有一席可怕的训话马上要来了。我倒不怎么在乎听训话，不过我不乐意一边听训话一边闻维克斯滴鼻药水的味道，一边还得望着穿了睡裤和浴衣的老斯宾塞。我真的不乐意。

    训话终于来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

    老斯宾塞说，口气还相当严厉。“这个学期你念了几门功课？”

    “五门，先生。”

    “五门。你有几门不及格？”

    “四门。”我在床上微微挪动一下屁股。这是我有生以来坐过的最硬的床。“英文我考得不错，”我说，“因为《贝沃尔夫》和‘兰德尔我的儿子’这类玩艺儿，我在胡敦中学时候都念过了。我是说念英文这一门我用不着费多大劲儿，除了偶尔写写作文。”

    他甚至不在听。只要是别人说话，他总不肯好好听。

    “历史这一门我没让你及格，因为你简直什么也不知道。”

    “我明白，先生。嘿，我完全明白。您也是没有办法。”

    “简直什么也不知道，”他重复了一遍。就是这个最叫我受不了。我都已承认了，他却还要重复说一遍。然而他又说了第三遍。“可简直什么也不知道。我十分十分怀疑，整整一个学期不知你可曾把课本翻开过哪怕一回。到底翻开过没有？老实说，孩子。”

    “嗯，我约略看过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