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意味着试探他女儿和一个男人的性生活，尽管这个男人跟他女儿结婚已经超过四年之久。但每当雅米拉阿姨问起孩子，让我们难为情的时候，他总是眼睛一亮。

    “有时生孩子需要花一点时间。”某天夜里我对索拉雅说。

    “一年了，可不是一点时间，阿米尔！”她冷冷说，声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肯定有问题，我知道。”

    “那么我们去看看大夫。”

    罗森大夫大腹便便，脸蛋圆润，一口细牙齿相当整齐，说话稍微带点东欧口音，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对火车情有独钟——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跟铁路历史有关的书籍、火车头模型，还有各种照片：铁轨上的火车穿过如黛青山或者桥梁。他的桌子上方悬挂着一条标语：生命如火车，请上车。

    他替我们出谋策划。我先做检查。“男人简单些。”他说，手指在红木办公桌上轻轻敲打。“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头脑：简单，很少出人意外。你们女士就不同了……这么说吧，上帝造你们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我怀疑他是不是碰到每对夫妇，都要扯这套管道理论。

    “我们真幸运。”索拉雅说。

    罗森大夫大笑，不过笑声听上去很假。他给我一张测试纸和一个塑料罐，要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检。我们握手作别。“欢迎上车。”他说，请我们出去。

    我通过了测试。

    接下来几个月，索拉雅不断做检查：基础体温，抽血检查每一种所能想像得到的荷尔蒙，某种叫“子宫黏液测试”的检查，超声波，更多的血检，更多的尿检。索拉雅还接受了“宫腔镜”检查——罗森大夫将显微镜插进索拉雅的阴道，进行检视，他没发现异常。“管道很干净。”他一边脱掉橡胶手套，一边宣布。我希望他别这样称呼——我们又不是浴室！检查统统结束之后，他解释说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怀不上小孩。而且，很显然，这并不罕见。这叫“原因不明性不孕症”。

    接下来是治疗期。我们服用一种叫“克罗米芬”的药物，索拉雅还定期给自己注射“尿促性素”。这些全没效，罗森大夫建议我们考虑体外受孕。我们收到一封来自的信函，措辞礼貌，祝我们好运，并说恕不替我们支付那笔费用。

    我们动用我那本小说的预付金支付了治疗费用。体外受孕繁琐冗长，令人沮丧，最终也没有成功。好几个月在候诊室翻阅诸如《时尚好管家》、《读者文摘》之类的杂志之后，穿过无数纸袍、走进一间间点着荧光灯的冰冷无菌检查室之后，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谈论我们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后，无数次注射、探针和采集精子之后，我们回去找罗森大夫和他的火车。

    他坐在我们对面，用手指敲着桌子，第一次用了“收养”这个字眼。索拉雅一路上哭着回家。

    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罗森大夫之后那个周末，索拉雅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父母。我们坐在塔赫里家后院的烧烤椅子上，烤着鳟鱼，喝着酸奶。那是1991年3月的某个黄昏。雅米拉阿姨已经给她的蔷薇和新种的金银花浇过水，它们的芳香混杂着烤鱼的味道。她已经两次从椅子上伸出手，去抚摸索拉雅的头发。“只有真主最清楚。我的孩子，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

    索拉雅一直低头看着她的双手。我知道她很疲累，厌倦了这一切。“大夫说我们可以收养一个。”她低声说。

    听到这个，塔赫里将军抬起头来，给烤炉盖上盖子。“他真的这么说？”

    “他说那是个选择。”索拉雅说。

    在家里我们已经就收养交换过意见，索拉雅并不想那么做。“我知道这很蠢，也许还有些虚荣，”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她说，“可是我止不住这个念头。我总是梦想，我可以把孩子拥在怀里，知道我用血水养了他九个月，我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