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流的泪。

    时过九点，大岛随着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赶来，我们两人做开门准备。准备完毕，我为大岛做咖啡。大岛教给我咖啡的做法：研磨机研碎咖啡豆，用特殊的细嘴壶把水烧开，让水稍微沉静一会儿，再用过滤纸慢慢花时间把咖啡滤出。咖啡做好后，大岛往里面象征性地加一点点糖，不放牛奶。他强调说这是最好喝的咖啡喝法。我则泡嘉顿红茶喝。大岛穿一件有光泽的茶褐色半袖衫，一条白麻布长裤，从口袋里掏出崭新的手帕擦了擦眼镜，再次看我的脸。

    “好像没睡足似的。”他说。

    “我有事相求。”

    “但请开口。”

    “想听。能搞到唱片？”

    “CD不行？”

    “可能的话还是唱片好。想听原来的声音。那么一来，就需要能听唱片的装置……”

    大岛把指头放在太阳穴上思考。“那么说来，仓库里好像有个旧音响装置。能不能动倒没把握。”

    仓库是面对停车场的一个小房间，只有一个采光的高窗。里边乱七八糟地堆着各个年代因各种原因放进来的什物：家具、餐具、杂志、绘画……既有多少有些价值的，又有毫无价值可言的(或者不如说此类更多)。“应该有人把这里拾掇一下才是，可是很难有那么有勇气的人。”大岛以忧郁的声音说。

    在这俨然时间拘留所的房间中，我们找出一个山水牌老式立体声组合音响。机器本身虽甚为结实，但距最新型那会儿至少过去了二十五年，白色的灰尘薄薄地落了一层。扬声机、自动唱机、书架式音箱。与机器一起还找出了一摞旧密纹唱片：甲壳虫、滚石、沙滩男孩、西蒙与加丰凯尔、斯蒂芬·旺达……全是六十年代流行的音乐，有三十几张。我把唱片从封套里取出看了看，看样子听得很细心，几乎没有损伤，也没发霉。

    仓库里吉他也有，弦基本完好。名称没有见过的旧杂志堆得很高。还有颇有年头的网球拍，仿佛为时不远的过去的遗迹。

    “唱片啦吉他啦网球拍啦，估计是佐伯那个男朋友的。”大岛说，“上次也说过，他在这座建筑物里生活来着，看样子他那时的东西都集中起来放进了这里。音响装置的年代倒像是多少新一点儿。”

    我们把音响和一摞唱片搬去我的房间，拍去灰，插上插头，唱机接在扬声机上，按下电源开关。扬声机的指示灯放出绿光，唱盘开始顺利旋转。显示旋转精度的频闪闪光灯迟疑片刻，随即下定决心似的稳住不动。我确认针头带有较为地道的唱针后，将甲壳虫《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那红色塑料唱片放上唱机，久违了的吉他序曲从音箱中流淌出来。音质意外清晰。

    “我们的国家固然有多得数不清的问题，但至少应对工业技术表示敬意。”大岛感叹道，“那么长时间闲置不用，却仍有这么考究的声音出来。”

    我们倾听了好一会儿《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我觉得是和我以前用CD听的《佩珀军士》不同的音乐。

    大岛说：“这样，音响装置就算找到了，但找到环形录音唱片恐怕有点儿难度，毕竟如今已是相当贵重的物品了。问一下我母亲好了，她或许有，即使没有也可能晓得谁有。”

    我点头。

    大岛像提醒学生注意的老师一样在我面前竖起食指：“只有一点——以前我想也说过了——佐伯在这里的时候此曲绝对放不得，无论如何！听明白了？”

    我点头。

    “活活像是电影《卡萨布兰卡》。”说着，大岛哼出“像时光一样流逝”的开头。“这支曲万万不可演奏。”

    “嗳，大岛，有一件事想问你，”我一咬牙问道，“可有个在这里出入的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

    “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