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当时没有一家广播电台不播这首曲——母亲这么说的。我那时还没出生，自然不知道。不过最终她作为歌手推出来的只此一曲。没出密纹唱片，环形录音唱片也没出第二张。”

    “我可听过那支曲？”

    “你常听广播？”

    我摇头。我几乎不听广播。

    “那，你恐怕没听过。因为如今很少有机会听到，除非听广播里的老歌特集。不过歌的确是好。我有收录那首歌的CD，不时听一听，当然是在没有佐伯的地方，因为她非常讨厌别人触及那件事。或者不如说，大凡过去的事她都不乐意被人触及。”

    “歌名叫什么呢？”

    “。”大岛说。

    “？”

    “是的哟，田村卡夫卡君。和你同名，堪称奇缘吧。”

    “那不是我真正的名字。田村倒是真的。”

    “可那是你自己选的吧？”

    我点头。名字是我选的。很早以前我就决定为新生的自己选用这个名字。

    “不如说这点很重要。”

    二十岁时佐伯的恋人死了。正是最走红的时候。他就读的大学因罢课处于封锁状态，他钻过路障给住在里面的一个朋友送东西，是夜间快十点的时候。占据建筑物的学生们把他错看成对立派的头目(长得像)，抓起来绑在椅子上，以间谍嫌疑进行“审讯”。他想向对方解释他不是那个人，但每次都遭到一顿铁管、四棱棍的痛打。倒地就被皮靴底踢起。天亮前他死了。头盖骨凹陷，肋骨折断，肺叶破裂，尸体像死狗一样被扔在路旁。两天后学校请求机动队冲进校园，只消几小时便彻底解除封锁，以杀人嫌疑逮捕了几个学生。学生们承认所犯罪行，被送上法庭。由于本来没有杀人意图，两人以伤害致死罪被判短期徒刑。对任何人没有意义的死。

    她再不唱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和任何人说话，电话也不接。他的葬礼她也没露面。她向自己就读的音乐大学提交了退学报告。如此几个月过后，当人们觉察时，她的身影已从街上消失。没有一个人知道佐伯去了哪里和做什么，甚至父母都未必知晓其准确去向，她像烟一样消失在了虚空里。即使最要好的朋友即大岛的母亲也对佐伯的下落一无所知。也有人说她在富士林海里自杀未遂，现在住进精神病院。又有人说熟人的熟人在东京街上同她不期而遇。据那人说，她在东京从事写什么东西的工作。还有人说她结婚有了孩子。但哪一种都是无法证实的传言。如此二十多年过去了。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期间无论佐伯在哪里做什么，经济上都应该没有问题。她银行账户里有的版税打入，去掉所得税还剩有为数不小的款额。歌曲在电台播放或收入老歌CD，尽管款额不大，但仍有版税进来，足可以用来在远方什么地方悄然独立谋生。况且她父母家境宽裕，她又是独生女。

    不料二十五年后佐伯突然返回了高松。回乡的直接原因是料理她母亲的葬礼(五年前他父亲的葬礼上她没有出现)。她主持了小规模葬礼。丧事告一段落之后，她卖掉了自己赖以生长的大房子，在高松市内的幽静地段买了一套公寓，在那里安顿下来，看情形已不再打算搬去别处。过了一些时日，她同甲村家之间有事谈起(甲村家现在的当家人是比去世的长子小三岁的次子，佐伯同他单独谈的。谈的内容无由得知)，其结果，佐伯担任了甲村图书馆的负责人。

    今天她也容貌美丽、身材苗条，样子基本和唱片封套上的一模一样，依然文雅秀气，楚楚动人。只是那绝对通透的微笑没有了。现在她也时而微笑，妩媚固然妩媚，但那是局限于一定时间和范围的微笑，外围有肉眼看不见的高墙。那微笑不会将任何人带到任何地方。她每天早上从市内驾驶灰色的“大众·高尔夫”来图书馆，再开它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