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因为画家又怒吼道：“坐下，坐在楼梯上！”接着便是一片寂静。

    “请原谅，”画家重新回到Ｋ的身边，对Ｋ说。Ｋ没有心思朝门口看，他让画家自己决定，有没有必要，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来保护他。画家朝他俯下身来，在他耳旁低声说话，即使在这时，Ｋ也几乎一动也不动。画家的声音压得很低，这样门外的姑娘们就听不见了：“这些姑娘们也是属于法院的。”“什么？”Ｋ嚷道，他转过头，注视着画家。可是蒂托雷里又坐到椅子上，半开玩笑半解释地说道：“你要知道，一切都是属于法院的。”“我以前不知道这一点，”Ｋ简短地说了一句；画家的这句总的声明使刚才说的“姑娘们属于法院”那句话不再令人不安了。不过Ｋ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坐在那儿注视着房门。门外的女孩子们现在正安分守己地坐在楼梯上；一个姑娘从门缝里塞进一根麦秆来，慢慢地上下移动。

    “看来你对于法院的全貌还不了解，”画家说；他朝前伸开两条腿，用脚跟敲着地板。“不过，既然你清白无辜，那就没有必要了解法院的全貌。我一个人就能让你解脱。”“你怎么能办到这点呢？”Ｋ问，“因为几分钟前你还对我说过，法院根本不理会证词。”“法院只是不理会当面陈述的证词，”画家说，他跷起一个指头，对Ｋ居然不懂其中的微妙区别表示吃惊。“但如果在幕后活动，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幕后指的是在审议室和休息室里，或者，举个具体例子来说吧，就在这间画室里。”Ｋ完全相信画家现在讲的话，因为这和他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基本一致。在高级法官那儿，这样做确实是有希望的。如果像律师说的那样，法官很容易受私人关系的影响，那么画家和这些虚荣心很重的官员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估。Ｋ已在自己周围物色了一批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画家和法官的关系将使他成为其中最突出的一位。Ｋ的组织能力一度是银行的骄傲；现在，这些人完全由他负责物色，这就使他得到了充分证实自己的组织能力的机会。蒂托雷里观察着他的话会在Ｋ身上产生什么效果，然后略带不安地说：“你也许很奇怪，为什么我讲起话来像个法学家？我一贯和法院里的先生们合作，所以变成了这样。我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也失去了许多作为一个艺术家应有的热忱。”“你当初是怎么和法官们拉上关系的呢？”Ｋ问；他想先取得画家的信任，然后再把画家列人那个可以帮助他的人的名单中。“这很简单，”画家说，“我继承了这种关系，我父亲是法院的前任画家。这是一个世袭的职位，不能录用新人。给各种不同级别的官员画画，需要掌握许多复杂、全面、不能外传的规则，这些规则只能让几户人家知道。比如说，那边那个抽屉里保存着我父亲画的所有画，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只有研究过这些画的人，才有能力为法官们画像。不过，即使我把这些画丢了也没关系，我脑子里记住的规则已经多得足以保证我的位子不会被新来的人抢去。因为每个法官都坚持要把自己画得与以前的那些大法官一模一样，除了我以外，谁也做不到这一点。”“你的职位实在令人羡慕，”Ｋ说；他想到了自己在银行里的职位，“这么说来，你的位置是别人抢不走的啰？”“对，别人抢不走，”画家得意洋洋地扭了扭肩膀，回答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敢经常帮助一些可怜虫打官司。”“你用什么方式进行帮助呢？”Ｋ问，好像自己不属于画家说的那些可怜虫的范畴。但是蒂托雷里不让Ｋ把自己的思路岔开，而是接着往下说：“例如，在你这个案子里，你是完全无辜的，我将抓住这点不放。”画家再次提到Ｋ的无辜，Ｋ已经觉得不耐烦了。有时Ｋ感到，画家是在审判结果肯定良好的假设前提下，愿意提供帮助的；但这么一来，他的帮助便毫无意义了。然而，尽管Ｋ心里有这样的疑问，嘴里却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