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晚上，费烈拉司令和吉姆政委来了。外面，浓雾飞动，屋里大家围在火炉和两位旅部来人旁边，这两位给大家递烟直到烟盒空了。两人说话很少，费烈拉很粗壮，棕色胡子，戴着阿尔卑斯帽，眼睛明亮、冷漠，总是半睁着眼偷看。吉姆瘦高个，长脸红润，轻轻地咬着胡子。

    费烈拉是一位工人，出生在山里，表情冷漠，思路敏捷，现在听大家讲话，发出同意的微笑，但也坚持自己的主张：全旅部队如何布阵，如何分配重武器，何时使用迫击炮。对他来说，游击战争必须像机器一样准确、完美。这是在工厂里培养出来的革命抱负。把它运用在了如指掌的山区，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吉姆是一位大学生，对前因后果要求明确肯定，合乎逻辑，脑子里充满疑问。对人类有极大的兴趣，因此，他学医，因为知道一切事物的解释都存在于细胞的运动中，而不在哲学的范畴中。将来要做脑科医生，一位精神病科医生对人是不热情的，因为看人的时候总是盯着不动，好像要看出入家的思想的根源。突然，提出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漫无边际，问人家的童年，或别的事情。然后，在人后面，是各阶级前进的大机器，它由每天的行为举止来推动。其他举止会烧掉而留下痕迹：这就是历史。一切都应该合乎逻辑，人们应了解一切，在历史中和在头脑中一样。在这个和那个之间有一个跳跃，一个盲区，这里集体理性以可怕的偏离和未想到的联系把它变成个人理性。吉姆政委每天背着那支乏味的斯坦枪在各个支队里转，与政委们、指挥员们交谈，研究每个人，分析这个或那个人的立场，把每个问题分成几个因素，A，B，C……要求一切都要清楚，在他身上和在别人身上一样，一切都要清楚。

    现在，战士们围在费烈拉和吉姆周围，打听有关战争的新闻。离前线远的，离前线近的，还有他们自己战斗的新闻。费烈拉说对盟军不应该有任何期望，认为游击队单独干也能战胜敌人。然后，通报当天的大新闻：一支德国纵队正向山谷前进，扫荡整个山区：德国人知道他们营地的地点，要把这些地区变成焦土。拂晓全旅都要埋伏在各个山头，其他旅也来支援。德国人必将遭到枪林弹雨的伏击，撤退回营。

    这时，战士们行动起来，摩拳擦掌，慷慨激昂，在他们看来，战斗已经开始。表情严肃坚强，叮叮当当拿起自己的武器。

    “德国人是看到火光才来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个战士说。德利托在稍远一点站着，光线照着他垂下的眼睛。

    “大火，当然也是因为大火，但还有别的原因。”吉姆说，慢慢吸了一口烟。其他人一言不发，德利托只是抬抬眼睛。

    “我们有一个人叛变了。”吉姆说。这时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像风吹进骨头一样，一种寒冷潮湿的背叛气氛，营房里每次听到这种消息都是这种气氛。

    “是谁?”

    “佩莱。他到黑色旅那里去了。他一个人去的，没抓到他。他让人处死了我们在狱中的四位同志。他帮助审讯我们被抓的每个人，告发每个人。”

    这种消息使人有一种盲目的失望，妨碍人们去思考。几天前，佩莱还和他们在一起，还说：你们听着，我们要打击！那次有点怪，在他们后面没听到他着凉感冒的呼吸，但他仇恨第二天战斗中要用的机枪。现在，佩莱在下面敌人的禁区内，戴着有头颅徽记的黑帽子，佩带漂亮的新式武器，再也不用怕扫荡了，总是愤怒地闪动着凉感冒的小红眼睛，舔着口干舌燥的嘴唇。这是对他们，对他昨天的同志们的愤怒。这种愤怒没有仇恨或积怨，就像同志们玩以死打赌一样。

    突然，皮恩想到自己的手枪。佩莱熟悉沟周围的所有小路，好把姑娘带到那里。可能他也找到了那支手枪，现在挂在他的黑色旅制服上，抹上油铮亮，像他带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