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兵比城市警察更坏。和那些警察起码还可以开开玩笑，可以说：“如果你放了我，我可以免费让你和我姐姐上床。”

    德国兵不懂大家说的话，法西斯分子又是些陌生人，根本不知道谁是皮恩的姐姐。这是两个特殊的人种：德国人，红润，肥胖，没有胡须；法西斯分子，黝黑，消瘦，脸色浅蓝，留着小胡子。

    在德军司令部里，上午第一个被审讯的是皮恩。他对面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德国军官和一个留着胡子的法西斯翻译官。在角落里坐着德国水兵和皮恩的姐姐。大家表情都是干巴巴的。在水兵看来，为了那把被偷的手枪，他应该编个故事，说明枪丢了不怪他，因此要说许多假话。

    在军官的桌子上，摆着那根挂枪的皮带。问皮恩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有这东西?皮恩半醒半睡：昨天他们躺在走廊地板上过夜，法国人米歇尔挪过来，靠近他，每当他要睡，米歇尔就用胳膊捅他，捅得他很疼，小声对他说：“如果你说了，我们就扒你的皮。”

    皮恩说：“但愿如此!” “他们打你，也不能说，明白吗?要说我们教你的那些话。”

    皮恩说：“我要死了。”

    “听明白了，如果我的同事见我没回家，他们会杀了你。”

    皮恩：“如果你得了重病呢?”

    米歇尔战前在法国的饭店里工作，尽管人们时不时地称他为通心粉或法西斯猪，但日子过得不错。一九四O年他被送进集中营，从那以后，厄运接踵而来：失业，回国，搞非法活动。

    哨兵有时发现皮恩和法国人米歇尔小声谈话，就把皮恩带走。因为他是主要嫌疑犯，不能和任何人交谈。皮恩睡不着觉，他已习惯挨打，反倒不害怕了。使他苦恼的是审讯时不知该取什么态度。一方面，想报复米歇尔和其他所有人，马上向德国军官招供说，把手枪交给酒馆那些人了，还有什么“加波”；但是告密是另一种不可挽回的行为，和偷枪一样。也就是说再不能在酒馆里白喝酒、唱歌、听人讲下流故事。再说，可能还牵扯到“委员会”，他总是那么伤心不高兴。这使皮恩很遗憾，因为“委员会”是他们中间惟一的好人。这时候，皮恩真希望“委员会”穿着雨衣进到审讯室，说：“是我让他拿枪的。”这应该是个好举动，配得上他，他也不会有什么事。因为恰恰在纳粹要抓他的时候，像电影上的一样，会听到：“我们的人来了广于是“委员会”的人跑进来解救出所有人。

    “我捡到的。”皮恩对问他皮带的德国军官说。军官举起皮带，用尽全力抽他的一边脸。皮恩差一点倒在地上，觉得脸像针刺一样疼，脸肿了，出血了。

    姐姐叫了一声。皮思想到姐姐也曾打过他，差不多也像现在这样重。那是因为他说谎惹她生气。法西斯分子带走姐姐，水兵指着皮恩用德语说了一通话，但是军官让他闭嘴。又问皮恩是否想说实话：谁派他去偷枪的?

    “我拿枪是为了打一只猫，完了就还回去。”皮恩说。但脸上装不出天真的样子。因为脸肿了，想让人抚摩。

    又抽了他另外一面脸，比刚才轻些。皮思想起对付城市警察的方法。在皮带抽到脸之前，大叫一声，叫声不断。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面：皮恩跳着闹着又哭又喊，德国人追他抓他抽他，他喊、哭、骂，用同样的话回答审讯。

    “你把枪放在哪里了?”

    现在皮恩也可以讲实话：“放在蜘蛛巢里。”

    “在哪里?”

    说到底，皮恩还是想和这些男人做朋友。城市警察也打他，但后来他们就拿他姐姐开玩笑。如果这次和他们取得一致，就告诉他们蜘蛛巢在什么地方。他们感兴趣就和他一起去，指给他们所有蜘蛛巢。然后可能一起去酒馆买酒，再都去他姐姐的房间喝酒，抽烟，看她跳舞。但是，